中华楼殿屋顶造型,“飞鸟”、“帐篷”,还是“松柏”?
前段时间我发表短文《中华文明,草木为魂》,其主要内容,是多年来本人对中华传统文化底层挖掘的一些基本判断和根本结论。其核心便是,无论中国语言文字里,还是围棋(‘死活’规则)、中医(之‘气’)、建筑(‘松柏’象形)、等等其他文化现象中,处处都有中华“草木”之魂的不同呈现。
由于文章的主角是中华的“草木”精神,所以其中涉及的其他内容(围棋、中医、建筑、等等)便都成为配角,自然也就没有进一步展开。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自己在这些领域基本上都是“门外汉”。
可是前两天网上一篇关于传统建筑的文章,《王澍:中国传统建筑,为什么不过时?》,却让我不得不就建筑话题,再来谈一点自己的外行看法。
“澎湃网”上看到的这篇文章其实是一场网络讲座的整理稿,据该文介绍,其作者王澍是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2012年获得了普利兹克建筑奖(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为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个中国人。
直接引起我注意的是这句话,关于中国屋顶的形式,至少有两种说法,互相都有争议。一种是“飞鸟”,像鸟的翅膀一样在飞起;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帐篷的帐幕。
从这段话里我才得知:直到目前,我国建筑界主流,关于中华传统殿楼造型(尤其屋顶)的起源,仍是“像雾像雨又像云”,还在“飞鸟”和“帐篷”之间猜来猜去。
说实话,看到这段话后,我既为中华传统建筑感到悲哀,更为当今中国建筑界感到惋惜!
首先,据我的判断(见《中华文明,草木为魂》),中华草木精神早在西周时期便已成形。那一时期的草木文化遗产中,传承到今天的至少有“影壁墙”、“冠礼”、“围棋”,且至今都达三千余年。
当然,到目前为止,中华“草木文明”仅仅是一种我个人的、而且是最新的定义,既不能要求众所周知,更不可强求他人认同。但是,草木文化所特有的那种泥土气息,以及随之而来的那种无形而确切无误的安详情感,却是三千年贯穿始终的。三千年来,难以计数的文学家(如陶渊明)、艺术家(如郑板桥)、思想家(如孔圣),乃至普通草民,都曾被这种浓烈的中华“草木气”所熏染,许多人甚至直接参与了中华“草木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并由此诞生了中华传统的山水写意、田园诗词,等等。
其次,就中华传统建筑而言,据我判断,源于“草木之魂”的“松柏”精神,不仅规定了中华传统楼阁大殿(包括寺庙大殿)的造型,也影响了中华特色的佛塔外观。前者如目前仍健在的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和湖南岳阳楼,后者如应县木塔与北京天坛祈年殿。
唐代五台山佛光寺大殿(象形青松)
湖南岳阳楼(象形青松)
应县木塔(象形翠柏)
天坛祈年殿(象形翠柏)
在《中华文明,草木为魂》中,不仅依据外观,而且根据中华悠久的“草木”情结,我断定:中华楼阁大殿与中华佛塔,分别“象形”自“松树”和“柏树”。
青松(中华文化中象征昂扬生机)
柏树(中华文化中象征庄严长者)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古建筑损毁极为严重;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所谓“古楼”、“古寺庙”,其实往往都是明清、甚至更晚期的复制品、仿制物。不过,由于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我们的近邻日本、朝鲜在很大程度上同样继承了中华建筑的基本风格与精神。因此,中华传统建筑在那里不难找到自己的影子,甚至血统。
例如早在唐代,日本就建起了著名的奈良东大寺。
日本奈良东大寺
以及可能稍早的奈良法隆寺大殿。
奈良法隆寺金堂与五重塔
在日本古庙大殿的外形上,中华草木精神仍旧清晰可见;只是“松树”的“枝条”更加舒展。
再看朝鲜(或称韩国)的情况。如景福宫、昌德宫,等等,都与中华“草木”传统有着深厚渊源。
韩国景福宫
总之,中华传统建筑的草木气息飘满神州,而且直接影响了日韩的传统建筑走向。以佛教大殿为例,尽管源于同一“佛主”,中日韩的殿堂就与印度、东南亚的寺庙差别明显。其最大的特征,就是大殿屋顶的夸张式展开;或如当年梁思成看到佛光寺大殿时的由衷感叹,“斗拱雄大,出檐深远”。
在《中华文明,草木为魂》中,我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为,本质上,中华楼殿屋顶造型,都是对“松树枝干向上扩展”的象形模仿;其表达的核心,是一种自然而昂扬的勃勃生机。
遗憾的是,梁思成先生没有说明中华传统建筑这一特色的起源。直到今天,中国的建筑界,尤其是研究“传统建筑”的专家学者们,仍旧未能从传统文化的底层、深层,挖掘和发现中华建筑根基所在,依然坐在书房中、站在教室里,猜测、分析中国古建的“屋顶形式”。
接下来更让我惊讶的,则是该作者的个人观点。“我觉得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但是在唐代到宋代的这一段时间,我更倾向于它是“飞鸟”的一个体系,屋顶都是很扁的,而屋檐挑出很远,像鸟的翅膀一样”……,“从宋代开始,建筑的屋顶就开始朝高耸的方向发展,到了明清就发展到更高。元代是这种变化发生的一个转换期。帐幕式的审美,实际上是在元代,通过蒙古人的文化传播进来的。我们现在看到描绘元上都景象的画作,全部是用帐篷搭起来的,像故宫一样的结构,非常清楚的中轴线,建筑当然就像帐幕一样,很高耸,和明清的故宫就很像。”
从第一句可以发现,诱导中国学者们“觉得”中华传统屋顶“形式”源自“飞鸟”的直接依据是“屋檐挑出很远,像鸟的翅膀一样”。
其实,我在自己的文章里也提到了这一点。但我的解释是:中华传统楼阁的“飞檐”造型,恰恰是松树“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气质再现,并给出了图示。
中华古建传统的“飞檐”造型
黄山松(奋力向上)
此外,在《中华文明,草木为魂》中,我还明确强调,“中华文化的自然情怀一言可蔽之:亲草木,远禽兽”,因为“只有在生机勃勃的草木世界,华夏文明才能找到自己的情感寄托”。请大家回忆一下,当你走进一座中国寺庙也好,故宫大殿也罢,当时你的感受是“跃跃欲动”,还是“清静自然”?告诉大家我的体验,每次步入中华古庙、古寺,甚至“钟鼓楼”,我的感觉始终如一:安详,放松,还有草木气。这是因为,“飞鸟”是动的,而“松柏”是静的。
所以我认为,无论从文化还是精神的角度,中华传统建筑与“飞鸟”的联系都应该排除。
作者的第二个观点尤其难以令人苟同:竟然把中华传统屋顶和蒙古人的“帐篷”、“帐幕”联系起来。此论不仅违背中华文化根深蒂固的“草木”精神,而且是对中华历史情感的严重扭曲!
首先,稍有历史知识的中国人都知道:对于中华文明而言,蒙元王朝不只是一次野蛮民族对华夏民族的暴力征服和肆意压迫(元朝把民众分为四等,汉人地位近乎为奴),更是一次对中华文化的野蛮摧残(自创文字、强输西域文化、竭力打压儒家思想)。可以讲,元朝统治的残暴与野蛮,在中华历史上是空前的。
所以,我完全赞成鲁迅先生的立场:成吉思汗不是中华民族的祖先,而是蒙古人的祖先!作为中华悠久文明的后人,如果仅仅因为某个外族豪杰武功盖世,就毫无原则地将其奉为偶像,甚至列为祖先,那不仅是对华夏先祖的大不敬,而且也会被世界文明大家庭所不齿!(俄罗斯历史上曾被蒙古人统治长达二百余年,但至今那里基本没有人把成吉思汗当作自己的祖先。)
我们回到正题。根据以上分析,再问大家一个问题,遥想当年,经过誓死鏖战,刚刚“驱逐”走“鞑虏”的大明王朝,会去继承蒙古人野蛮的“帐篷文化”吗?答案显然不言自明!
其次,据我的观察,古往今来、无论中外,文化的流动是有其特定规律的:正常情况下,都是低级文明向高级文明学习,或者野蛮人向文明人取经。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就是明证:虽然多次遭受蛮族入侵,甚至外族入主,但最后的结果几乎都是外来者(或主动、或被动)被中华文化所征服。历史上确实也有外来文化的逆向流入,但都是以民间渠道(如十二生肖)为主,或者是出于实用目的(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然而,故宫大殿属于国之重器,关乎“中央帝国”之文明威仪。我坚信,曾经五次亲征蒙古残余,并高调倡编《永乐大典》的明成祖朱棣,绝不会随意借用外来的、低级文明的“帐幕”符号!
最后,作者上面提到的“故宫结构”、“中轴线”等,也无法与蒙古“帐篷”产生任何符合逻辑的自然联系。而据我所知,代表伊斯兰的清真寺才是模仿“帐篷”的产物(当然是阿拉伯人的帐篷)。
就此事实,我再问王澍等中国专家们一个问题:如果中华故宫和伊斯兰清真寺一样,也是模仿“帐幕”的“形式”,那么,为什么同样模仿“帐篷”,中华故宫大殿会与伊斯兰清真寺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呢?!
中华之故宫(青松之活力)
阿布扎比清真寺(造型源自阿拉伯帐篷)
作为一名学者或专家,大胆设想、仰望星空是合理的,也是值得称道的。可是,既然关系到传统,涉及到文化,就必须首先把中华的传统文化、传统思想深入扎实地钻研一番,然后以此为基础,从文化和思想的深度与广度,去把握自己所在的专业与方向。而不可只凭简单想象,便含糊其辞地随意结论。否则,不只会遭遇“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尴尬,还可能发生“动静”不分、“文野”相混的“误会”。身为一位具有世界声望的建筑学者,尤其应当扎根自己文化的传统厚土;只有那样,才会收获累累硕果。
以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为例,他之所以能在世界各地留下那么多令人难忘的建筑经典,我认为,关键就在于他对各个不同文明的准确理解与深度把握。
比如,他手中的香港中银大厦,就把中英两国的“百年恩怨”,用建筑形式作了一个“以牙还牙”的历史总结。我认为,中银大厦的核心含义非常清晰:新中国站起来了,再也不会接受“坚船利炮”的威胁和讹诈了!(至于香港人传说的种种‘风水大战’,本人一律视为道听途说、无稽之谈,完全是对大师的低俗‘八卦’)
香港中银大厦(贝聿铭:新中国站起来了!)
同样具有象征意义的巴黎卢浮宫,则展示了贝老对于法兰西文明独到而老辣的掌控能力。在另一篇文章《‘狮子’与‘三角’,西方文明天性和理性》中,我把卢浮宫的成功,归结于其对西方世界“稳定三角”心理的积极响应。平淡而几何味十足的“金字塔”造型,不露声色地调动着法国人引以为荣的“理性主义”神经。结果,最爱挑剔的高卢鸡大喊大叫几年之后,还是忍不住对“卢浮宫院内飞来的一颗巨大的宝石”刮目相看。
巴黎卢浮宫(明向行远注:几何理性扑面而来!)
一句话结论,真理面前无权威,事实面前无尊卑!
顺祝王澍教授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为你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