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与焦灼：拉登·萨利赫与十九世纪东南亚艺术

东南亚的身份是模糊的，西方视之为通往中国的过渡地带，中国视之为朝贡体系附庸。对西方来说，它是旅途，不是目的。对中国而言，它是附庸，不是主体。今天，东南亚满足了西方背包客廉价旅行的需求，也是中国出国游产业链的低端，哪怕这是世界上文化最复杂、信仰最多元、文明冲突最激烈、历史最悠久的地区之一。

在这片季风吹拂的土地上，外界对其艺术的认知是空洞的。游客打卡照里的佛塔、寺庙、石雕就是东南亚艺术的可怜证据，捆绑在旅游业秩序之下，混迹在消费、游乐、走马观花中。然而这片由岛屿、半岛与海洋组成的区域在十九世纪已萌发了现代艺术，与同时期欧洲艺术并驾齐驱。十九世纪是东南亚的转折，从古老迈向现代，殖民主义将这片土地纳入世界秩序，东南亚作为一个概念由此诞生。

《猎鹿的六个猎人》，拉登·萨利赫，1860年，史密森尼美国艺术博物馆藏

荷属东印度的浪漫主义

倘若不知画家的名字与出生地，大概无人相信这些收藏于荷兰国家博物馆的油画出自一位赤道岛屿画家之手。它遵循欧洲新古典主义审美准则，又萃取浪漫主义画派精髓，与法国的霍勒斯·韦尔内、欧仁·德拉克罗瓦、荷兰海牙画派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这位名字包含贵族称号“拉登”的画家，来自爪哇岛。

《约翰内斯·范登博斯总督肖像》，拉登·萨利赫，1836年，荷兰国立博物馆藏

拉登·萨利赫（Raden Saleh）是十九世纪的欧洲艺术家，他在荷兰、德国、法国长期学习旅居，是荷兰宫廷御用画家，但本人是1811年生于爪哇岛三宝垄的爪哇土著人。20世纪中期，他又戏剧性地从一位欧洲画家转变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一位现代艺术家、印尼民族英雄，乃至东南亚现代艺术史的开山鼻祖。他封存于十九世纪的作品，写实又浪漫、磅礴又梦幻，被视为印尼民族主义启蒙的光辉萌芽。

《让·克雷蒂安·鲍德男爵一家》，拉登·萨利赫，1831-1832年，荷兰文化遗产中心藏

如果拉登·萨利赫曾是被荷兰王权认证的御用画家，那么今天他则是拥有印度尼西亚国家权力背书的国宝级艺术家。拉登·萨利赫1857年的作品《逮捕蒂博·尼哥罗》被视为印尼民族主义觉醒的化身，被印尼总统收藏，摆在印尼总统宫的显眼位置。这幅作品曾于十九世纪被呈献给荷兰女王，荷兰政府于1978年将其送给印尼政府。

《逮捕蒂博·尼哥罗》，拉登·萨利赫，1857年，印尼总统宫，雅加

蒂博·尼哥罗是中爪哇日惹苏丹的王子，领导了1825—1830年反抗荷兰殖民者的人民起义，是印尼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的光辉一页。尽管这一政治事件1835年就已经出现在荷兰画家尼古拉·皮尼曼的作品中，但视角与拉登·萨利赫截然不同，在拉登·萨利赫的创作中，蒂博·尼哥罗挺身而出、一身傲骨，与尼古拉·皮尼曼作品中流露的弱者同情产生反差。

创作《逮捕蒂博·尼哥罗》时，已是拉登·萨利赫从欧洲返回爪哇的第五年。1852年，旅居欧洲23年的拉登·萨利赫返回故乡。纵然拉登·萨利赫的爪哇民族主义思想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尤为突出，但艺术史学家认为早在欧洲之际，民族主义就深埋在画家心中。虽然荷兰宫廷画家的任务是为宗主服务，但拉登·萨利赫的作品却饱含对爪哇自然的野性崇拜和敬畏之心。

《被狮子袭击的白马》，拉登·萨利赫，1842年，玛莉亚·林（Maria Lim）收藏

《雄狮、雌狮与鳄鱼搏斗》，拉登·萨利赫，1840年，私人收藏

老虎、犀牛、鳄鱼、麋鹿、公牛等这些东南亚独特的野生动物一直是拉登·萨利赫的作品主体。他的油画宏大壮观，饱满华丽，极具视觉冲击力，站在画前仿佛能听到来自热带丛林的野性呼唤。野兽激烈搏斗，在食物链中残酷厮杀，将原始野性与旺盛的生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血脉喷张、激情澎湃，一股巨大的原始魅力呼之欲出。

《巽他犀牛与两只老虎搏斗》，拉登·萨利赫，1840年，印尼力宝集团收藏

尽管创作的初衷是为取悦欧洲贵族，拉登·萨利赫的画作却没有欧洲画家的东方主义式猎奇偏见。他的画作真实具体，又富有浪漫色彩。对于话语权微弱的东印度群岛，唯有抓住欧洲权威的眼球才能表达心声，在限定的范围内表现无限张力。

十九世纪的东印度群岛尚未产生成熟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但印尼国父苏加诺认为拉登·萨利赫早已在他的作品中释放了强烈的民族信号。这些送给欧洲君主的画作中凶残的猛兽、决死的激情，透露着爪哇岛狂野不羁、难以驯服的天然本性，血盆大口的野兽让畏惧之心油然而生。

《猎狮》，拉登·萨利赫，1841年，拉脱维亚国立艺术博物馆藏

除了野兽搏斗，画家还将人兽互动表现得淋漓尽致。征服者是骁勇善战、勇敢无畏的爪哇土著、阿拉伯人和贝都因人，他们以英雄主义姿态位于画面核心，构图极具戏剧性，野兽纵然无情，人类必将胜利。

《猎狮》，拉登·萨利赫，1840年，私人收藏

拉登·萨利赫是首位在欧洲接受艺术教育的爪哇人，说他是首位接受系统性欧洲油画训练的东南亚艺术家，也不过分。讽刺的是，他能够被载入东南亚艺术史册，正是因为他获得了欧洲主流艺术界的接纳，赢得殖民者最高政治权力的认同，哪怕他后来还被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国家权力认可：印尼国父苏加诺、大独裁者苏哈托及后来的历任总统，都对拉登·萨利赫的民族主义情怀赞不绝口。

《打猎后的恩斯特与亚历山德林站在罗西瑙城堡的露台上》，拉登·萨利赫，1844年，德国科堡，Schloss Ehrenbug收藏

尽管拉登·萨利赫被塑造为民族偶像，印尼官方也一再从他的作品与经历中试图寻找爱国的蛛丝马迹，但回溯画家的个人经历，恐怕难以找到官方想要的答案，反倒发出了更多疑问：他究竟是否足够“民族主义”？如果有，又是哪国的民族主义？

《荷兰冬景》，拉登·萨利赫，1834年，玛莉亚·林（Maria Lim）收藏

权威下的自由

拉登·萨利赫生日不详，一般认为出生于1811年中爪哇三宝垄贵族家庭，他是三宝垄摄政王的近亲，特权出身让他有机会接触欧洲艺术教育。

《让·克雷蒂安·鲍德总督肖像》，拉登·萨利赫，1835年，荷兰国立博物馆藏

还在爪哇居住时，拉登·萨利赫就与荷兰威廉一世国王派驻东印度群岛的约瑟夫·佩恩结识，他是一位比利时风景画家和建筑师，也是拉登·萨利赫的导师。1829年，年仅18岁的拉登·萨利赫在荷属东印度官员的陪同下抵达荷兰。在海牙，他认识了后来成为荷属东印度总督的让·克雷蒂安·鲍德男爵，后者是他在荷兰的导师，将他介绍给三位荷兰国王和有影响力的权贵，拉登·萨利赫得以进入荷兰上层社会，受到荷兰艺术界欢迎。

在荷兰的十年间，拉登·萨利赫接受严格的西方油画训练，遵循当时备受推崇的新古典主义范式，加上为荷兰王室与政权服务的要求，风格正统严肃，人物肖像庄重、严谨、古典、高贵，风景画静谧圣神。

《荷属东印度总督赫尔曼·威廉·丹德尔斯肖像》，拉登·萨利赫，1838年，荷兰国立博物馆藏

荷兰时期的拉登·萨利赫创作了许多符合荷兰主流审美的画作，包括他为三位荷属东印度总督绘制的肖像，以及荷兰风景画，甚至透露了荷兰国家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彼时的荷兰作为海洋霸主蒸蒸日上，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控制全球范围的荷属殖民地，逐步向帝国迈进。在画作《暴雨翻船》中，挂有荷兰国旗的航船乘风破浪，象征荷兰对外扩张的国家实力。拘泥于权力的赞助与限制，荷兰时期的拉登·萨利赫与欧洲正统画家无异，并无显著个人风格。

《暴雨翻船》，1839年，拉登·萨利赫，David Salman and Walter Jared Frost收藏

拉登·萨利赫作为艺术家的自我主体性始于德国，东南亚式浪漫主义由此开端。1839年拉登·萨利赫抵达有“德国浪漫主义中心”之称的德累斯顿，不再局限于宫廷画师身份，而是一位“爪哇王子”。彼时的德国观众希望在这位爪哇王子画笔下看到遥远的东方，而非欧洲的重复，他从此突破了正统古典，将灵动浪漫带入画作中。

德国东方主义始于启蒙时期，莫扎特歌剧《后宫诱逃》、歌德抒情诗集《西东合集》都是德国东方主义文化瑰宝。19世纪中叶的德国与英法等国不同，彼时的德意志是个尚未统一的松散联邦，也没有海外殖民地，它对东方的着迷是更为纯粹的文化渴望，没有政治欲望，因此拉登·萨利赫可以自由表达，没有政治包袱。

《被狮子袭击的阿拉伯人》，拉登·萨利赫，1848年，私人收藏

《被狮子袭击的阿拉伯人》是拉登·萨利赫在德国完成的作品，画面灵动活泼，狮子、马、人皆临空于地面。德国艺术评论家指出：“他的画充满生命力，带我们进入一个宏大、野性而浪漫的自然中。画中的东印度群岛狩猎者让欧洲观众耳目一新，因为除了在美容院剃个流行的络腮胡子，欧洲人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大自然了。”

《马背上的阿拉伯人被狮子袭击》，拉登·萨利赫，1842年，私人收藏

拉登·萨利赫在欧洲声名大噪，始于巴黎。1844年，在荷兰驻法大使的安排下，拉登·萨利赫来到巴黎。彼时的法国是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执政的七月王朝时期，欧仁·德拉克罗瓦为声势浩大的七月革命创作的油画《自由引导人民》，让浪漫主义风格风靡法国和整个欧洲。拉登·萨利赫抵达法国后进一步受浪漫主义感染，完成了他最重要的几幅作品。

《在东印度群岛猎鹿》，拉登·萨利赫，1846年，法国

法国画家霍勒斯·韦尔内是最受七月王朝宠爱的艺术家，他以战争、巡猎、阿尔及利亚为主题的油画深受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喜爱。拉登·萨利赫的人虎搏斗主题作品，与霍勒斯·韦尔内有异曲同工之妙，史学家认为拉登·萨利赫受到勒斯·韦尔内启发，甚至还被霍勒斯·韦尔内指导过画作，但记载寥寥。

巴黎的艺术沙龙和艺术展产业发达，拉登·萨利赫也由此第一次进入现代艺术市场。时至今日，拉登·萨利赫为数不多的流入艺术市场的珍品大多在法国，他在法国期间的创作，版面巨大、壮丽宏伟，非常适合沙龙展出与艺术交易。

《猎虎》，拉登·萨利赫，1845年，私人收藏

当我们通过史料与画作，试图拼凑出拉登·萨利赫的艺术版图时，23年的欧洲生涯所包含的种种地名与意向都给人浪漫幻想的空间：安特卫普、海牙、德累斯顿、科堡、巴黎，大革命后的激情、理想主义的光辉，似乎格外美好。但拉登·萨利赫所置身的真实欧洲正处于1848年革命的旋涡中，路易·菲利普被推翻，路易·波拿巴当选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慕尼黑、柏林也相继发生革命。

《森林大火》，拉登·萨利赫，1849年，新加坡国立画廊藏

在动荡与危险中搁浅的拉登·萨利赫，1849年创作了油画《森林大火》，这是他一生作品中规模最大的一幅，熊熊燃烧的烈火吞噬野兽，悬崖的两端，一边是烈焰，一边是海水，仿佛预示着东西两端都不太平，野兽拼死挣扎，齐齐奔赴死亡。1852年，拉登·萨利赫离开动荡的欧洲回到爪哇，但这片热带岛屿，也已不再平静。

梦想与焦灼

在1953年的印尼茂物，印尼总统苏加诺站在拉登·萨利赫纪念碑前讲到：“我们站在父辈的神圣土地上，站在一位伟大印尼人的伟大墓碑前向英雄致敬。我们的自由在于，可以再次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都强大起来的民族。不幸的是，文化被排在最后，总是被忽视。但政治、经济、社会成就总是容易被遗忘，文化价值却源远流长。”

《拉登·萨利赫肖像》，Friedrich Carl Albert Schreuel，1840年，荷兰国家博物馆藏

刚刚独立的印尼共和国亟需偶像，苏加诺需要在文化领域制造一个民族英雄，拉登·萨利赫就这样被抬上希望的灯塔，即使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

《爪哇洪水》，拉登·萨利赫，1861年，荷兰国立世界文化博物馆

《梅杜萨之筏》，泰奥多尔·籍里柯，1818年，法国卢浮宫

返回爪哇的拉登·萨利赫开始创作以爪哇为主题的作品。除爪哇起义这样的政治叙事外，他还沿用欧洲叙事框架。《爪哇洪水》取材自籍里柯的《梅杜萨之筏》，刻画了遇难者饥渴煎熬、痛苦呻吟，被解读为对荷兰的反抗。

《夜色中的火山爆发》，拉登·萨利赫，1865年，陈氏家族收藏

拉登·萨利赫总是充满爆发力，这种力量感正是同样激情澎湃、理想主义、行事浪漫的国父苏加诺所需要的。拉登·萨利赫完美契合了政治需求，被推上高峰，成为印尼现代艺术之父、印尼艺术开拓人。

《阿拉伯人与他的马》，拉登·萨利赫，1843年，克里斯汀·甘（Christin Kam）收藏

然而这份国族主义荣耀在印尼本土从未逃离质疑的声音。在著作《拉登·萨利赫的两种身份：十九世纪的两个民族主义》中，印尼史学家Soekanto认为，拉登·萨利赫不仅是印尼民族主义化身，也是荷兰殖民主义化身。他自始至终都是荷兰宫廷的忠实奴仆，纵使回到爪哇，也是与荷兰殖民者一样的权贵，脱离群众，凌驾于爪哇人民之上。甚至蒂博·尼哥罗起义也并非爪哇民族觉醒，它是经济利益的搏斗，特别是本土伊斯兰教势力的壮大。

《废墟中的爪哇寺庙》，拉登·萨利赫，1860年，史密森尼美国艺术博物馆藏

在印尼画家Sudjojono看来，拉登·萨利赫的民族主义不仅是政治假象，还是民族主义的对立面，即殖民主义。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携带其邪恶、操纵与傲慢的本质，将这个世界的每个国家绑架其中，置全体人类于其统治之下。无论苦力还是诗人，农民还是艺术家，所有人都加入了这场疯狂的舞蹈中。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快乐，仿佛至若天堂，却极少意识到，在平静、安宁与欢乐的深处，是被时代所腐蚀的被动灵魂，丧失了活力，丧失了反抗暴政的勇气与力量，这就是拉登·萨利赫的时代”。

《受伤的雄狮》，拉登·萨利赫，1838年，新加坡国家画廊藏

拉登·萨利赫徘徊于危险的两极，他被英雄般致敬，又是英雄主义最讨厌的人。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两种对立的价值被危险地设置于同一个人身上。他具备民族主义和革命精神，同时也是传统主义的，是荷兰殖民主义结构的受益者和拥护者。

今天，拉登·萨利赫的作品与个人形象已成为印尼当代艺术家取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但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拉登·萨利赫作为印尼艺术鼻祖的正当性，甚至认为他只是东南亚艺术的边缘人物，因为他只不过是幸运罢了，由于恰好高贵出身与机遇而获得去欧洲的机会，仅此而已。他不断在欧洲社会阶梯中向上攀爬，也与印尼民族英雄的作为相悖。

《被狮子袭击的骑马人》，拉登·萨利赫，1842年，私人收藏

有关拉登·萨利赫的争议早在十九世纪就开始了。现代人对他迎合荷兰当局的谄媚发起攻击时，也许不知道他在1869年曾以参与爪哇叛乱为由，被荷兰当局逮捕。在印尼人看来，他太“殖民主义”了，在荷兰人看来，他太“本土主义”了，拉登·萨利赫尴尬地徘徊在两种对立的制度之间。

《爪哇风景，老虎偷听旅行者的声音》，拉登·萨利赫，1849年，私人收藏

这并非个人悲剧，这是时代和国家的悲剧，是整个印度尼西亚在19世纪的缩影。他表达、宣誓、发声，获得尊重，又矛盾、焦灼，无所适从，没有归属。

《梅加门当山脚下的驿站》，拉登·萨利赫，1871年，陈氏家族收藏

《猎公牛》（La Chasse au taureau sauvage），拉登·萨利赫，1855年，Jack-Philippe Ruellan藏

这种矛盾感让拉登·萨利赫在今天的世界别具魅力，他的作品分散于多个国家、机构或私人之手。《森林大火》是新加坡国家画廊的镇馆之宝，其他著名作品被收藏在荷兰国立博物馆（Rijksmuseum）、荷兰国立世界文化博物馆（Nationaal Museum van Wereldculturen）、印尼总统宫、史密森尼美国艺术博物馆、拉脱维亚国立博物馆、德国科堡等重量级公共机构，还有一批最精彩的作品保留在私人藏家手中，欧洲的Schloss Ehrenbug、Jack-Philippe Ruellan，以及印尼力宝财团、陈氏家族、克里斯汀·甘、玛莉亚·林等印尼华人收藏家。作品珍稀昂贵，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2018年在法国拍卖的《猎公牛》以720万欧元成交，拍出了印尼艺术拍卖史上最高价。

《自画像》，拉登·萨利赫，1841年，荷兰国立世界文化博物馆藏

拉登·萨利赫在荷兰殖民主义与印尼国族主义两种权力间徘徊，在尊严与焦灼间变幻。今日的评论与看法已远远超出拉登·萨利赫的艺术范畴，唯有一帧帧四散世界的史诗级作品，供后人缅怀瞻仰，也为东南亚艺术史留下了灿烂篇章，再现十九世纪东南亚艺术之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