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速看料】我在荣宝斋装裱修复｜荣宝斋的书画装裱

编者按

“讲述荣宝斋的非遗故事”将以“专题”成果展示和其他学术研究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专题”分为“我经手的荣宝斋木版水印”和“我在荣宝斋装裱修复”。围绕荣宝斋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木版水印技艺”和“装裱修复技艺”，开展技艺分享、成果展示和学术讲堂等全方位学术活动，有组织地展示生产流程和展览现场，向全社会展示荣宝斋非遗技艺保护发展的成果。

(资料图)

荣宝斋的书画装裱

中国书画材料主要是绢和纸，其质地都比较纤薄易破损，古人为了保护好书画作品， 又便于观赏，采用了一种用麻、纸、布、帛等为材料，在书画作品的四周及背面做数层裱褙来达到保护目的，由此装裱便随着书画作者及拥有者的需求而产生了。伴随着历史的前进，书画艺术不断提高，款式、工艺愈加新颖美观实用，装裱艺人们撷取生活中的自然美感，以自己特有的艺术韵律，使书画装裱这门技艺跻身于艺术之林，成为一门独特的技艺。

本文作者王辛敬

中国书画装裱技艺起源非常早，历史上有据可考，秦汉时的“经卷”“屏风”都是经过裱褙的，敦煌鸣沙山千佛崖石窟中藏佛教仪式上的遗物——“幢幡”，背面以布而托， 边上有挂带，形状同于挂轴，从而证明了当时用布料复褙的实际情况，唐代张彦远记述：“况汉、魏、三国名迹已绝于代”，可见南北朝以前的装裱艺术目前无真迹传后，到了隋唐时期，社会经济逐渐繁荣，文化艺术也随之繁荣起来，书画艺术的发展自然推动了装裱艺术的向前发展。

随着盛唐时期的到来，装裱技艺随之也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形成了一种宫廷专用形制，当时日本国使臣来我国学习装裱技艺时，太宗皇帝命典仪张彦远面授技艺，因此日本的书画装裱源自我们中华民族，并延续到今天，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唐代装裱中的揭裱当时就已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艺术水平，那时候就能把一幅旧画的裱绫用来裱在另一幅新作品上，而且可以做到难以分辨。

在宋代，几代皇帝都嗜画成癖，他们设画院、置官爵、招学士、施奖励，使书画创作日益繁荣，同时书画装裱也深受重视，加上宋代纺织业的高度发展，为装裱提供了更为优秀的物质条件，花色品种的款式也优于唐代。宋代时期的装裱风格和现在差不多，天地色重，隔界色浅，也是大致四六分天地，宋式的装裱风格对后世的影响特别大，“宣和裱” 或称“宋式裱”的装裱形式一直延续到今天。

宋以后，蒙古人人主中原，由于元世祖忽必烈曾三次拘掠江南民匠计四十万户，并置于燕京和其他城镇，加上残酷的奴役汉人，几乎使各种工艺生产陷于萎缩停顿，民不聊生，同时战乱促使经济倒退，谈何艺术欣赏，因此元代的装裱有所退却。

到了明清两代，社会比较稳定，随着经济的发展，书画艺术也随之发展起来，具体有 了一些装裱方面的记载，以明人周嘉胄的《装潢志》最为突出，论述也系统。纵观明清两代，书画装潢作品，其款式、形制、格调多沿袭唐宋。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的装裱技艺，已从宫廷延至民间。随着民间裱店的渐渐兴盛，一些朴素、简易、实用的装裱格式也兴盛发展起来，如我们民间习惯张挂的“中堂”“条屏”等形式就是从明代以后才产生的。

▲左起：冯鹏生 孙树梅 张桂桐 王家瑞（王辛敬父） 李振东

新中国成立以来，百年老店荣宝斋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获得了新生。1956年公私合营，“新记荣宝斋”诞生，它的重要组成部分——装裱车间成立了。在装裱技术工人队伍当中，云集了各装裱店铺的装裱顶尖高手，装裱古旧书画、碑帖、手卷、册页、刺绣、 屏风、中堂等各路人才，组成了书画装裱界的最强阵容，其中包括了老艺人张贵桐、王家瑞、李荫基、危立昌、李振东等一大批优秀人才，在这些人的带领下装裱事业蒸蒸日上， 人才辈出，先后承接修复了一大批珍贵文物，使大批的残破腐朽的珍贵书画作品得以新生，成绩斐然，在装裱界一枝独秀，声名远扬。

▲ 荣宝斋装裱修复前后的明代绢本长卷

▲ 荣宝斋装裱专家张贵桐、王家瑞、冯鹏生等在观看修复好的手卷

荣宝斋装裱车间先后三次承接修复了人民大会堂著名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的工作，并历经数年成功修复了山西应县木塔内发现的辽代珍贵经卷。这批经卷经过800多年的潮湿、糟朽、腐蚀、鼠鼬之害，有的支离破碎、糜烂成团，修复难度可想而知，经过数年的艰辛努力，这一珍贵文物获得了新生，填补了历史空白，被有关文物部门的专家誉为 “堪称艺苑奇迹”。

▲装裱修复巨作：《江山如此多娇》

荣宝斋的装裱不仅做工精细，秉承了传统技法，用料、选材也极为考究。宣纸、锦、 绫、绢等用料都是厂家直接特供，每道工序都严格把关，传统制作，益于日后揭裱重装。荣宝斋多年以来保持自己的风格特点，受到书画收藏爱好者的赞誉。国家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书画市场的繁荣，相信荣宝斋的装裱技艺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为社会各界服务，在继承与发展中，把装裱事业推向一个新高度。

（本文作者系荣宝斋装裱修复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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