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观察：孟繁华：对文学的期待，不能像收庄稼似的

作为中国当代文坛具有广泛影响的著名评论家，孟繁华20世纪80年代步入文坛，即引起关注。自90年代以来，他的《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论稿》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众神狂欢》《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卷）等主要著作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当代文坛。

一直以来，孟繁华以朴素的评论之笔，开掘当代写作的更多可能，他的不少文章令众多文学爱好者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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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草原》举办的生态文学论坛上，孟繁华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独家专访，聊了聊关于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那些事儿，并回忆了过往求学、读书的人生经历。

不再写诗，认认真真读书写文章

北青报：您1951年出生在吉林，在那个年代，最初是如何开始从事文学批评的？

孟繁华：我的祖籍在山东。爷爷那一代人闯关东走到了吉林敦化市。爷爷一生坎坷，一辈子背着历史反革命的罪名，非常卑微、非常耻辱地活着。他去世后第二年才被平反。我是林业工人子弟，父亲是一个普通的林业工人。1968年我初中毕业就下乡插队了。

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我报了三个中文系，结果被录取到了东北师大历史系。后来转系转到中文系。过去我很想搞创作，写诗。系主任却告诉我，中文系不是培养诗人和作家的，是培养学者的。听了老师的教诲，我就不再写诗，认认真真读书写文章。学术研究，走进去之后，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开始发表了文章，周围同学都很羡慕、惊奇。那个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写了很多，心里飘飘忽忽。但确实逐渐对文学评论产生了兴趣。

北青报：从历史系转到中文系，还是有不小跨度的。

孟繁华：我被录取到东北师大历史系，亚述学的创立者林志纯先生就是这个系的教授，他在学界人人皆知。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已经67岁了，上课没有教案，也没教材，举着个粉笔就开讲。但林先生是福建人，他的普通话我一句听不懂，听亚述学就跟听天书似的。我中学学了几天俄语，到历史系是学英语，那时一个英文字母我都不认识，老师就在课间休息时教我认字母。对我来说，专业课困难、外语也困难，那段时间完全是创伤记忆，打击非常大。

于是我去找教务处，那个时候学校特别负责任，教务处处长劝我说历史系是教育部的重点科系，想考上都不容易，你怎么还要转呢？我说我听不懂，他说听不懂就对了，来大学就是学习的。我又坚持了一个月，还是听不懂，我又去找他，“老师，你要不给我转系，我准备退学了”。他很惊讶，“都到这种程度了，坐下我们聊一聊”。他问我热爱中文为什么报了历史系？我说我报的北大中文系、吉大中文系、东北师大中文系，可能是我的考分较高，就分到了历史系。可是学校没有转系的先例，我垂头丧气地走了。我感到非常绝望，就拿着曾经发表的诗歌和文章找到中文系主任冯先生，他也认为历史系比中文系还有影响，我说，“老师不是这么回事儿，主要我听不懂，不能转那我就退学了”。我当时真是这么想的，说得很决绝。一个星期以后，学校通知我转到了中文系。

转到中文系，又改成学日语，我还是一个字也不会。老师又在课间教我平假名、片假名。不过到中文系就踏实了，中文系的课程对我来说不是难题。等到期末考试，我们年级二百多人，日语我考了第一，满分。任课教师非常惊讶，经常讲我这个例子。东北师大有一大批老教授，学术氛围非常好，图书馆藏书也很丰富，我觉得从那以后我的人生发生了变化。

北青报：您刚才说到1968年下乡，那十年的插队经历对您来说有哪些深刻记忆？

孟繁华：回过头来看插队经历，和当时的感受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历史一旦进入叙事，就有很多虚构成分。现在回想起来，刚刚下乡的时候我们兴高采烈，觉得自由了。那时候的农业生产就是前现代的锄头、镰刀、牛车、马车，刚到乡下我们认真向农民学习生产劳动，非常辛苦但很虔诚，大家几乎都是全勤。

过了一年之后心态就发生变化了，觉得前途非常渺茫，大家几乎同时在一个早上消沉了，平时交流说话明显少了。特别是两年以后开始陆续招工、参军，每次我都因为政审不合格被刷下来。每个同学离开，其他同学都非常难过。离开的同学虽然很高兴，但心情也复杂。

几年之后，我们集体去了林场。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林场的生产劳动更艰苦，长白山冬天的极端温度能到零下三四十摄氏度。但是心里总升起一些希望性的东西，比如身份变成了林场工人。其间我曾被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但因为家庭出身去不了。那一段对我来说是人生比较艰难的时刻。

写一本书三个月，一篇文章写三年

北青报：您后来进入北大学习，也是重要的人生转折点吧，有哪些难忘的人和事？

孟繁华：1982年我毕业时，系里曾动员我留校，但我内心潜在的理想还是去北京。我后来检讨，虽然1982到1984年我也发了很多文章，接触到很多景仰已久的比如谢冕、洪子诚等学术前辈，以及李陀、郑万隆、陈建功、贾平凹、路遥、张抗抗等知名作家，但那时我还是在专业的外围写文章，不能进入文学讨论的核心话题。严格意义上说，80年代在整个文学场，我是个围观者，还不能称为一个地道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1989年我到北大中文系做了两年高级访问学者后，考取了谢冕先生的博士研究生。这三年对我人生的改变非常明显，我理解了学术和批评是什么，也逐渐融入到核心话语的讨论中来。

当时谢先生以“北大批评家周末”的方式来组织他的教学，除了博士生，访问学者、外校教师等来参加的人非常多，大家就专业的报告展开讨论。这个学术沙龙从1989年开始一直坚持了十年，我毕业后到社科院工作还经常去参加活动。

北大和谢先生这种完全开放性的教学方式，让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念交融碰撞，同学之间也有很多很好的想法。所有参加“批评家周末”的人心无旁骛，一心向学。它培育了学者应有的精神和气象，这些经历对我影响很大。

北青报：您成名在90年代，包括获得鲁奖等一系列重要奖项，是有怎样的机缘呢？

孟繁华：1995年我从北大毕业后去了社科院文学理论研究室，后来又调到当代室。可以说我的主要研究成果都是在社科院时完成的。当时所里面有一批非常好的理论家，蔡仪先生是第一任室主任，还有王春元、钱中文、杜书瀛、何西来、毛崇杰等先生，他们的学术成果、治学态度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当时还有像汪晖、陈晓明、蒋寅、李洁非、靳大成等很多很好的学术朋友，大家见面基本都是在谈读书。所里经常有来自世界或全国各地优秀学者讲学，这种学术环境是别的地方所不能够拥有的。在国家核心的研究机构工作，那种精神状态、自我期许是不一样的。

我在学术上主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文学史，一个是当下文学批评。当下批评也包括当下文化，比如《众神的狂欢》那本书大众影响比较大，国内有三个版本，今日中国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被翻译了英文、法文、日文、韩国文、越南文等。其实这本书我三个月就写完了。我更花工夫的还是文学史，包括学术史。比如当时我参与做的一个国家重大项目《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我写的第三篇，在社科院图书馆、教育部档案室查资料，花了三年多时间。

北青报：现在不少学者、作家都在研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比如有“文学黄金十年”的提法，您是如何回望的？

孟繁华：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回顾和检讨，我现在觉得学者和作家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更怀念的是80年代的文学环境和气氛，以及为一个观念或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的诚恳和坦率，而不是说那个时代是无可挑剔的，这种想象是不切实际的。80年代最迷人的不是说文学的读者多，文学多么重要，而是说80年代有一个自由、开放的文学环境，大家对文学怀有一种信念。

上世纪90年代、具体地说是1993年，上海学者发起非常重要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对于厘清那个时代的价值观、主要问题和矛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文学创作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以贾平凹、陈忠实、高建群等“陕军东征”为表征的文学。

上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主义或乐观情绪，后来逐渐开始沉淀，对研究的学术性的强调开始逐步成为一种自觉意识，这点非常重要。但是这个时候也有一些非常热的文化热点出现，比如陈寅恪、吴宓、王小波、顾准等人物被津津乐道，出了很多书籍。这些“热”的背后隐含着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另一种诉求。这就是，他们才是知识分子应该选择的道路。这当然也是一种幻觉，任何时代知识分子道路的选择都是自由的。

真正的文学批评，需要与“高端”对话

北青报：具体到文学批评，您有哪些比较深刻的体会，您觉得它的意义在哪？

孟繁华：关于批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批评比较诚恳，作家的承受力也比较正常。那时候有的作家面对很严厉的批评，会很苦恼、很痛苦，但不会因为文学批评而产生个人之间的恩怨。

后来，我觉得文学批评有两个现象是不正常的，一是文学批评变成文学表扬，大家都是在表扬；还有一种是恶意的攻击，甚至是人身攻击，我们都经历过。这两种现象对我们批评的伤害非常大，特别对年轻人的影响非常强。

现在非常学术化地去批评一个作品或一个作家的，几乎没有。我实事求是地说，现在公开说哪个作家哪个作品有点问题的话，那个作家不是说痛苦，可能会是一种愤懑，一种极端的不快，这个文学环境太不正常了。要是没有善意的批评或者实事求是的批评，那文学批评的存在还有价值吗？

北青报：批评家与作家似乎有着天然共生的关系，您评判作品时遇到人情稿怎么办？

孟繁华：你这个问题很尖锐。我个人就在这样一种文学批评的环境里面，不可能不受到这种影响。确实有一些过去的老朋友，还有杂志社、出版社，我们年轻的时候他们都认真地扶持过我，现在人家说有个作品让你给看一看，写篇文章，我不可能无动于衷，评价作品的时候就不那么客观，好话说得会更多。

北青报：您如何评价当下文学？

孟繁华：评价任何时代文学最重要的一个尺度，是看这个时代文学的高端成就。比如现代文学我们有了鲁迅，这就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国家的高端成就。对文学的期待，不要像对经济的期待那样：每年的GDP要不断攀升。文学不能一年一年地看，像收庄稼似的。看任何一个时代的东西，一定要看到高端成就，就像我们看法国要看雨果，看英国要看莎士比亚，看美国要看海明威，看日本要看川端康成，看俄国要看托尔斯泰……这些文学的高峰都是世界共同的文学遗产，有世界影响的作家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标识。

实事求是地说，基数更大作品是消费性的东西，和处理人的思想情感和精神世界是两回事情，它不代表这个时代的文学成绩。高端的东西，我们要跟他展开对话，和余华、刘震云、刘恒、铁凝、苏童、欧阳江河、西川……不管是严肃文学还是大众文学，跟高端成就展开对话，才能真正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优秀文学和文化成果构成关系，形成真正的文学批评。

北青报：近几年，出现不少新的写作文体，比如近来大热的生态文学、自然写作，对此您怎么看？

孟繁华：文学艺术在不断发展过程中肯定会产生新的概念、新的形式，在固有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报告文学等文体不能满足文学创作要求时，有些刊物、批评家、作家就会提出一些新的概念。重要的是，任何一个概念和一种文体的提出，要靠它的创作实践来证明、来验证。像非虚构写作到现在大概有十多年，已经成为相对成熟的一个文体。

自然写作一直存在。从《诗经》的《关雎》《蒹葭》开始，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存在。现在重新提出，是更多人看到了现代性发展过程当中的问题，或者说，“现代”的实现是以自然作为代价换取的，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灾害频仍，提倡者意识到自然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文学能做的就是提倡自然写作。我觉得现在的自然写作作为一个新的文学概念，理论阐释还嫌薄弱。原因是与自然写作相关的文化理念、文学观念还没有搞清楚。其实，这个理念的本质，还是要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现在是模糊的，另一方面，我觉得还是有待于创作实践去证明。

还有，我觉得要用一种客观的态度对待自然写作，不要抵触，也不要盲目鼓励。视野再扩大一点，比如历史上有没有这种东西，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创作实践是什么样的？当我们把这些搞清楚之后，会建立起一个关于中国的自然文学、自然写作的样态。要讲中国故事，讲中国经验，肯定会讲出独特的关于自然写作的故事。

做一个正直的学者，一个尽量不讲假话的人

北青报：您说话知识含量丰富，还特别幽默，日常生活中也如是？

孟繁华：我喜欢开玩笑。一个做文学的人也弄得正襟危坐，实在不喜欢。当然，这也是一种自娱自乐吧。到了一定年龄，各种事务使时间变得非常零碎。我是很无趣的人，打牌下棋都不会。偶尔和朋友一起喝喝酒就算业余生活了，其他的时间基本是在读书写作。阅读积累非常重要，比如上课讲到哪个作品，写过读过的，几十年我都不会忘记。

做学术，假如不了解新的理论，就不可能获得新的方法、新的观念。所以读书对我来说，就是活到老学到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 21世纪前十年，我可能算是一个重要的批评家，2010年以后，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逐渐在淡化，这是客观事实。可能是性格原因吧，我愿意跟年轻人在一起。向年轻人汲取新的观念和思想，但也不是跟着年轻人跑。一面向着未来，一面向着过去，既瞻前又顾后才不至于和这个时代离得太遥远。

北青报：进入耳顺之年，您会怎么看待生命，比如疾病、生死。

孟繁华：没有刻意考虑过这个。我曾经得过严重的疾病，得知时有那么三五分钟是极度绝望的。但是很快就镇定了。我记得很清楚，2016年3月做的手术，那天我特别轻松。进手术室的时候，我还开玩笑，说总得有一个仪式吧，就这么给推进去，很不严肃嘛。手术下来，我太太说医生说非常成功。我还跟她开玩笑，我说医生都这么说：下来的，说非常成功；下不来的，说我们尽力了。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很多东西可能是命定的，未知的东西，神秘的事物，但不要用无知的方式去对待它。具体到对自我的要求，就是生活里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正直的学者，做一个尽量不讲假话的人。（文/记者李喆 供图/孟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