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观焦点：珍贵！元代著名剧作家王实甫《西厢记》手稿被发现，为海内孤本

在我国历史上，唐诗、宋词、元曲为中华文学史上的“三大瑰宝”，是中华古典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而言，人们对诗词更为熟悉，对元曲的了解相对偏少。然而，最为著名的元曲有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梧桐雨》和马致远的《汉宫秋》等，都是大家普遍热爱和熟悉的经典戏剧。其中，著名剧作家王实甫编写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简称《西厢记》）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古典戏剧名著。全剧体制宏伟，主要演述了书生张君瑞与相国小姐崔莺莺缠绵曲折的爱情故事，他俩敢于与命运、封建制度抗争，表达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观。元代音韵学家周德清盛赞王实甫说：“诸公已矣，后学莫及。”

近日，元代著名戏曲作家王实甫《西厢记》手稿在老农祖屋中被发现，引起业界和媒体的高度关注。据老农介绍，先祖原是书香门弟藏书甚丰，中落后流散殆尽，祖传曲本仅余一册，前三页略有破损。该手稿本历史悠久，书边微卷泛黄残旧，是一部写满21个筒子页墨迹的珍贵原稿（含2片散页），现为黄氏购藏。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元代流传下来的戏剧手稿十分罕见，即使是元刊的杂剧也是屈指可数。明代戏曲理论家王骥德赞曰：“令前无作者，后掩来哲，遂擅千古绝调。”

【资料图】

据悉，新发现的《西厢记》，又名为《西厢记》稿本，是元代著名剧作家王实甫创作的原作稿本，简称《王实甫稿本》。原为清初王府旧藏，钤有胤祉“诚府珍赏”印。黄麻纸，线装行草墨本，每半页纵23.2厘米，横13.8厘米，计20个筒子页（40面）；另残页2片，小楷娟秀古雅，笔墨精妙，是国内唯一发现的王实甫戏曲手迹，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艺术收藏价值，在我国戏剧发展史上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是海内外珍贵的元曲原作孤本。手稿字迹行云流水，意韵十足，说唱起来朗朗上口，给人一种荡气回肠之感。

清初，宫廷戏曲沿袭明代旧制，不断从江南召选女优进宫，以充实宫廷戏曲队伍。相传王实甫《西厢记》手稿是康熙第三子胤祉旧藏的墨宝，首页钤有“诚府珍赏”藏印。据史料记载，康熙皇帝是个戏迷，曾下诏扩充宫廷戏台，主要用昆曲和弋阳腔演唱传奇和杂剧。藏于懋勤殿的清圣祖谕旨，其中有魏珠向伶人传旨：“尔等向之所司者，昆弋丝竹，各有职掌，岂可一日少闲，况食厚赐，家给人足，非常天恩，无以可报。昆山腔，当勉声依咏，律和声察，板眼明出，调分南北，宫商不相混乱，丝竹与曲律相合为一家，手足与举止睛转而成自然，可称梨园之美何如也。又弋阳佳传，其来久矣，自唐霓裳失传之后，惟元人百种世所共喜。渐至有明，有院本北调不下数十种，今皆废弃不问，只剩弋阳腔而已。近来弋阳亦被外边俗曲乱道，所存十中无一二矣。独大内因旧教习，口传心授，故未失真。尔等益加温习，朝夕诵读，细察平上去入，因字而得腔，因腔而得理。”这是康熙皇帝发出的谕旨。三阿哥胤祉无论是文学还是书法，或是骑射，在众多的皇子里面，各方面表现突出，备受康熙宠爱。胤祉与康熙关系密切，受其父影响自小喜欢曲艺，对所爱古籍字画钤有“诚府珍赏”之印，闲时观摩欣赏陶冶性情。

对当下戏曲研究来说，这部流传有绪的《西厢记》稿本殊为难得，代表了元曲时期的辉煌。著名戏曲理论家蒋星煜曾说：“王实甫元杂剧《西厢记》上承唐传奇《莺莺传》，下启明清传奇《牡丹亭》、清小说《红楼梦》、《金瓶梅》等，可以说，《西厢记》是一千多年来中国戏曲发展的最高成就。”但谁也不会想到，王实甫创作这部传奇的《西厢记》也不容易，先是巧妙编排大致内容，然后反复斟酌去补充文体剧情…例如，稿本第九折表明“先写张生是一情种”，在第十折又指出“欠写莺莺又是一情种”（见下图：左侧）；而且，当补充第五折的时候，王实甫写道：“反复以明之，实不容易动心，上文已明。”（见下图：右侧）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王实甫比较重视剧中的人物情感变化，塑造不同的角色来创作经典的戏剧。

王实甫（1260～1336），元代著名杂剧作家。名德信，大都（今北京）人，祖籍河北省保定市定兴。王实甫与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齐名，其作品全面地继承了唐诗宋词精美的语言艺术，又吸收了元代民间生动活泼的口头语言，创造了文采璀璨的元曲词汇，成为中国戏曲史上“文采派”的杰出代表。著有《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贩茶船》、《芙蓉亭》等杂剧约十四种。其中最为著名的代表作是《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被公认为元代杂剧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直到近现代，《西厢记》的各种版本依旧活跃在舞台上，备受人们的赞赏。

《西厢记》叙写了书生张生与相国小姐崔莺莺在侍女红娘的帮助下，冲破孙飞虎、崔母、郑恒等人的重重阻挠，终成眷属的感人故事。全剧情节引人入胜，形象鲜明生动，文采斐然，具有诗情画意。著名学者黄锦祥称道：“《西厢记》享誉之广、爨演之盛，实甫始料未及。”

业内人士透露，王实甫《西厢记》稿本具有较高的艺术收藏价值。王实甫书法行中带草，风神潇洒，即使是钩乙涂抺也是信手拈来，增删修改自然流畅，表现出作者非凡的书法功底和文学修养。通篇看似随意为之，实则章法严谨构思独特，在布局上没有一丁点违和感。字体参差错落妙趣横生，反而让人倍感亲切，倍感自然。倘若不是文学名气过大，相信王实甫也一定能够以书法名世。可见，“王实甫”书法不仅浑朴古雅、厚重大气，而且十分耐看，有其独到的魅力影响深远。

更为难得的是，稿本中还夹带着两片珍贵的铅山纸残页（下图），尽管它的纸质与稿本不同，但字迹隽美端秀、温润古雅，同为王实甫本人所写。从文字内容来看，是《西厢记》第三折“张君瑞闹道场”部分。铅山纸始于元代，纸质洁白莹辉，细嫩绵密，平整柔韧，有隐约帘纹特征，素有“寿纸千年”之誉，深受文人雅士的喜爱。明代著名戏曲作家、藏书家高濂，对元代“铅山纸”更是爱不释手，称其“妍妙辉光，皆世称也”。据了解，迄今存世的元代戏曲手稿非常罕见，更何况是大名鼎鼎的王实甫稿本呢，可谓千金难求。

经统计，这部珍贵的《西厢记》手稿共有二十二折，比现存版本（二十折）多出两折。稿本首页为楔子（夫人引莺莺、红娘、欢郎上云）老身姓郑，夫主姓崔，官拜当朝相国...，等等。其中第十七、十八、十九折内容较短，第五折增补过3次（内容详尽）、第六折增补过1次、第九折增补过3次、第十二折增补过1次。经初步考证，除了第二折和第八折散佚之外，稿中还有个别节选次序倒转，需要后人校对修正补充疏漏，因此《西厢记》在元代初次刊刻时，书名就标明“校正”二字，名为《新编校正西厢记》，详见元刻本残页（下图），这也是首位刊刻者既称“新编”又加“校正”的主要原因，可见原稿的发现对残页本的研究有非凡意义。

据资料记载，1978年北京中国书店曾发现过四片《新编校正西厢记》刻本残页，被粘在元刻本《文献通考》书背上，经鉴定为最早的元代《西厢记》刊本而轰动一时；1986年，一个牧民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且末县塔提让乡“苏伯斯坎”古遗址处，无意中发现了一张元代时期遗留的《西厢记》手抄本残页，同时发现的文书共有27件，包括书信、呈状、名录、布告等。这片残页长21.8厘米，宽27厘米，距今约800年历史，用黄麻纸书写，内容是《西厢记》故事中的一小段，现由巴州博物馆珍藏，被誉为国宝级的珍品。

对于这些元刻本和抄本来说，元曲稿本的发现就更加难得了，大都遭虫蛀、霉变腐烂后失传，故此新发现的这件王实甫《西厢记》稿本极为珍贵。它不单有助于我们了解王实甫的创作过程，而且使我们领略到元曲清丽婉转的语言特色，更有利于探讨元朝民间“俚语俗字”的文化特征。

早在宋元时期平民社会就流传着一种通俗的简体字，这些字被称为“俗体字”。而这些俗体字（简化字）和异体字，无论在元代手稿，抑或是元代刻本和抄本中也是常见的。例如，1986年发现的元代《西厢记》手抄残页（见上图），整片残页仅有91个字，就已经出现了“门”、“闷”、“闷”、“听”、“见”、“宁”、“恠”七个俗体字（简体字）；而在之前发现的元刻《新编校正西厢记》残页上（见下图），我们同样发现了许多异体字和简体字，如“斈”（3字）、“来”（4字）、“泪”、“乱”、“声”（2字）、“与”（2字）、“回”（2字）、“斍”、“万”、“苗”、“弥”、“器”、“妆”等俗体字，单是一页纸里就有20多个俗体字，而且不避讳。

由此可见，元代时期民间用简体字书写和刊刻是比较普遍的。原因在于，元朝皇帝为蒙古族，人名汉字都是音译、无法避讳。况且元人礼制观念淡薄，查禁也不严谨，因此元代的刻本和手稿也不用避讳。

王实甫撰写的《西厢记》稿本有三个明显特征：其一，《西厢记》稿本创作于元代不曾避讳，通篇挥洒自如；其二，手稿上出现过许多与上述元刻本、元抄本一样的俗体字和异体字，如“门”、“听”、“斈”、“斍”、“乱”、“与”、“回”等；其三，稿本材质为黄麻纸，与700多年前元代《西厢记》抄本残页为同类纸。

除此之外，在王实甫《西厢记》稿本上还发现许多元代时期出现的俗体字（见下图），这些俗字与1930年出版的《宋元以来俗字谱》中“元刻本”俗字是一致的，如：斉、举、与、官、礼、琴、边、哥、劳、间、穷、断、乱、应、爱、对、听、囯、报、会、离、回、时、苗、间、尽等等，读者可参照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元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和元刊《朝野新声太平乐府》进行查阅。

元代初期，著名文学家黄公绍以《说文解字》为本，参考宋、元以前的字书、韵书，编写出博大精深的《古今韵会》，书中专门提醒说，“卩”与“阝”不同。卩读jie（节），阝读fu（阜）。“卩”，古同“节”，在元代有单字使用。从最新发现的《西厢记》稿本中可以看到，王实甫书写节次时常用“卩”字代替“节”字（见下图第七节），与元代的书写方式记载吻合。然而，“卩”字在当代只用作偏旁，一般不做单字使用。

众所周知，历代文人对王实甫《西厢记》尤为青睐，现存明、清刻本不下百种，为古典剧作之冠。译本有拉丁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日文等，影响所及已遍布全球。《西厢记》不仅在戏曲的舞台上大放光彩，还多次被改编成影视剧。明末清初著名书评家金圣叹称《西厢记》是《六才子书》之一，并且不厌其烦地为世人指点读《西厢记》的要律：“读《西厢记》，必焚香读之；必对花读之；必与美人并坐读之；必与道人对坐读之。”即是说读《西厢记》必须心怀神圣，心存敬畏，心思洁清，心领神会。情系之，心往之，神注之！明初杂剧作家贾仲明在《录鬼簿续编》称其为“天下夺魁”之作，无不体现出《西厢记》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王实甫《西厢记》成就之高，举世公认。全剧有张有弛，有起有伏，就好比他的手稿一样波澜迭起，变化多姿，令人应接不暇。著名史学家郑振铎曾在《文学大纲》中指出：“《西厢记》的大成功便在于它的全部都是婉曲地细腻地在写张生与莺莺的恋爱心境的。似这等曲折的恋爱故事，除《西厢记》外，中国无第二部。”

《西厢记》原名《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后被元代著名戏曲作家王实甫改编为杂剧，他与赵孟頫为同朝人，把其夫人管道昇写的《我侬词》记入稿中，来引喻张生与崔莺莺忠贞不渝的爱情。这部优美宏伟的大型戏剧，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中国戏曲史上都占有很重要地位，是我国古代戏曲发展高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