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资讯丨9-10世纪的深海情缘——记录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明珠”（下）

【编者】本文为原创作品，作者为“张瑞水下看世界”创作团队瓷器专家——Ch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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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文章我为大家重点介绍了9-10世纪大唐帝国安史之乱后，中国对外海上贸易的主力产品长沙窑瓷器，代表性沉船为1998年印度尼西亚渔民在苏门答腊岛以东的邦加岛（Bangka Island）和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之间海域的“黑石号”沉船。

上一期文章链接：9-10世纪晚唐的深海情缘——记录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明珠”

今天，我们接着上一篇文章往下讲，重点介绍大唐晚期另外几大类出口主力产品：越窑瓷器和巩义窑、邢窑等北方瓷器，以及广东窑场产品。

首先，我们讲第二部分：越窑瓷器

长沙窑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彩瓷时代，也冲击了唐代“南青北白”的制瓷格局，架构起青、白、彩瓷三足鼎立之势。“南青北白”中的“南青”就是指浙江越窑生产的青釉瓷器，“北白”是指河北邢窑生产的白釉瓷器，二者也是9-10世纪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明珠”，这两颗明珠的闪光点相比于长沙窑瓷器更多更璀璨。先说说越窑青瓷。

越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青瓷窑口，发端于宁绍平原，自东汉时期就开始烧造成熟的青瓷，产品质量较高。史料文献、诗文、文人笔记等等常有提及越窑青瓷，多数是歌咏唐代越窑青瓷之美，唐人陆羽《茶经》中提到“越窑类玉”，唐代诗人陆龟蒙赋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干峰翠色来”。可见，越窑青瓷的釉色和釉面备受世人赞誉。目前所发现的唐代越窑窑址有上林湖荷花芯、后司岙，白洋湖石马弄，古银锭湖寺龙口窑址等，青瓷产量很大，其中还有“贡瓷”性质的产品出现，如荷花芯窑址发现了“盈”字款残片，后司岙窑址出土了与法门寺地宫器型一致的青瓷产品。

慈溪上林湖荷花芯越窑遗址 沈建乔摄

这样精美的青瓷产品也同样被海外市场所垂涎，9-10世纪的沉船遗址中屡有出现，前文所提及的“黑石号”沉船就有200多件越窑青瓷，虽然并非沉船上中国陶瓷的主流，但与国内窑址生产的器型、风格相同。如果说越窑在沉没于9世纪的“黑石号”沉船还不占据优势，那么稍晚的10世纪，也就是相当于我国的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越窑青瓷则迎来了它的外销高峰。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沉没于印尼爪哇井里汶岛海域的“井里汶”号沉船。

井里汶沉船出水的越窑青瓷碗 图片来源于秦大树教授PPT

井里汶沉船出水的中国瓷器 图片来源于秦大树教授PPT

井里汶沉船遗址发掘现场（图源于Horst Hubertus Liebner）

2003年，印度尼西亚一位渔民提供了井里汶沉船的器物样品，打捞公司确认了样品年代为10世纪，评估过商业价值后于同年8月7日向印尼政府提交打捞证申请。几经周折，不间断的海底作业一直进行了两年的时间，2005年10月才圆满完成，打捞过程合法并严格按照水下考古规范对这条沉船进行了发掘。“井里汶”沉船位于印尼爪哇井里汶岛外海100海里的海域，离水面有60米之深。这使得打捞工作困难重重，打捞公司雇佣了大批当地潜水员慢慢寻索，深海水压高，每个潜水员只能在海底呆上十分钟，就得上到海的中层换气，打捞工作进展缓慢。经历了几年与海浪的搏斗，沉船出水遗物数达到49万余件，中国瓷器占了75%，其中除了少量白瓷器以外，绝大部分是越窑青瓷器，数量在30万件以上，是越窑青瓷有史以来出水数量最多的一次。

“黑石号”出水越窑划花碗

无论是“黑石号”还是“井里汶”沉船出水的越窑青瓷都展现了与国内产品的一致性，器型以碗、盘、盖盒、执壶、香炉等为主，造型及装饰工艺、纹饰题材等等均可在国内找到相似的出土物或者传世藏品，体现了中国传统青瓷的风格。由此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断，越窑青瓷与长沙窑彩绘瓷器有着不同的性质，长沙窑瓷器为外销应运而生，产品多为适应其他文化需求，因此产生了不同于华夏文化审美趋势而带有异域风情的彩绘瓷器，而越窑青瓷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将这种文化信号向海外传播，展现了大国的文化自信。

“井里汶”出水越窑香炉

当然，“井里汶”沉船也出水了一些较为特殊且引人关注的青瓷器，其中一件凸雕莲瓣的大碗，底足上刻了“戊辰徐记造”的字样，相当于公元纪年968年，正是五代末期在吴越国钱氏皇朝924年至983年掌权时期。由于五代战乱造成的“江淮不通”，扬州港逐渐衰落。在钱氏王朝掌管下的明州港迎来了其对外贸易的高光时刻，一跃成为越窑产品的主要外销港口，直接面向日本、朝鲜半岛和东南亚诸国。9世纪晚期之后，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不仅政治环境安定，而且经济发达、物产富庶，有丝绸、瓷器、药材可供出口，又需要购买向中原国家进奉用的海外珍宝，因而统治者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明州港作为对外贸易港口所具有的商品储备和贸易中转的功能也逐渐成熟和稳定。

“井里汶”出水越窑花口盘

“井里汶”沉船的装船方式是在船舱内先在龙骨间放置短木方，所有的越窑碗盘类器物都一排排整齐地架放在木方间，是明显的初始装船状态[1]。这种情况表达了一种可能性：这条船最初的装货港口就是宁波古代明州港。明州港和东南亚的贸易模式是与室利佛逝巨港间的转口贸易，其主要商品即越窑瓷器，也有可能在室利佛逝巨港存在有大规模越窑青瓷的仓储基地。“井里汶”沉船的目的地应该就是爪哇东部诃陵国。

井里汶沉船装载方式（图源于Horst Hubertus Liebner）

井里汶沉船装载方式（图源于Horst Hubertus Liebner）

“井里汶”沉船还出水了国内较少发现的越窑青釉鹿形盖盒及提梁鸡冠壶。这两种器型在国内同时期的墓葬、遗址以及窑址都比较罕见，造型及装饰元素具有异域风情，很可能是直接供外销的产品。这也说明越窑的生产模式虽然主要供国内消费市场，也部分生产专供外销的产品，只是数量相对较少。

“井里汶”沉船出水鹿形盖盒

“井里汶”沉船出水提梁壶

其次，我们来看看第三部分：巩义窑、邢窑等北方瓷器

说完了“南青”，再说说“北白”。顾名思义，北方窑口所生产的白瓷器，产地较多，最具代表性的有河北邢窑和河南巩义窑。这就要说回“黑石号”沉船，沉船出水了300余件白釉瓷器，造型各异，有杯、碗、执壶、罐、穿带壶等。质地很明显有粗细两种类型，通过对标本化学成分的分析，细白瓷很可能为河北邢窑产品，粗白瓷则可能为河南巩义窑产品[2]。

“黑石号”出水，白釉绿彩龙纹碗

何家村窖藏出土金银器碗

还有一类与白釉瓷器造型高度一致，且装饰工艺更加复杂精美的白釉绿彩器更加引人关注。“黑石号”出水的白釉绿彩器，一类为通体内外施绿彩，釉面出现垂流现象，另一种是在白釉上饰大小不等的绿彩斑块。器型及装饰工艺明显借鉴了同时期的金银器的风格，如白釉绿彩贴塑鱼纹吸杯、白釉绿彩模印龙纹碗等。唐代何家村窖藏就出土有鎏金荷花形吸杯，唐诗中有对吸杯使用的记载，唐人戴叔伦《南野》中提到“茶烹松火红，酒吸荷杯绿”，很可能是指这种白釉绿彩吸杯。

“黑石号”出水，白釉绿彩吸杯

何家村窖藏出土银鎏金荷叶形吸杯

最后，我们了解一下第四部分：广东窑场产品

20世纪90年代，古陶瓷学者在总结9-10世纪中国陶瓷外销的品种的时候就提出“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包括定窑白瓷）、釉下彩瓷与橄榄釉青瓷”称为晚唐五代时期外销的四大瓷种，并称之为“四组合”[3]。这种说法被沿用至今，所谓“橄榄釉青瓷”，根据“黑石号”沉船出水的瓷器来看就是指广东窑场生产的青瓷器。广东地区生产的青瓷器以大型带系罐为特色，质地粗糙，是为海上运输而专门生产的，用途明确，是一种瓷质外包装。长沙窑瓷器就被发现装载于这类大罐之中。因为广东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也造就了其海运粗瓷大罐的生产传统，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元明时期。

“黑石号”青釉大罐使用方式

“黑石号”出水广东青釉大罐

好了，我们最后总结一下。9-10世纪大唐帝国后期，中国的对外海洋贸易活动，要远比我们想象得越更加丰富，更加活跃。同时，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力也更加深远。以长沙窑、越窑、巩义窑、邢窑以及广东窑场产品为代表，这些丰富多彩的瓷器，向海外输出的不仅仅是瓷器本身，更是中国无比璀璨的文化，以及作为世界最高等级文明的与生俱来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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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大树：《拾遗南海 补阙中土——谈井里汶沉船的出水瓷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

陈克伦：《印尼‘黑石号”沉船及其文物综合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31卷第4期，2019年8月。↑

马文宽:《长沙窑瓷装饰艺术中的某些伊斯兰风格》，《文物》，199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