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递！欣赏石刻画像中的汉魏南北朝艺术，品味古人的“迁想妙得”

9月1日至10月30日，“迁想妙得—中国中古石刻画像展”将在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展出，由巫鸿担任学术主持。该展览旨在通过拓片、原石、场景、影像、手稿等的多重组合，部分呈现中国人物画、花鸟画、山水画早期发展的原貌及其中的“思想性”，补足中国早期绘画史的这一阙环，同时为今天的观者带来时空回望、审美愉悦与精神启示。

深圳市金石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汉魏南北朝时期的画像石刻，具有历史、文化、政治、艺术、美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对中国早期绘画史研究而言，是特别值得重视的材料。

(相关资料图)

在唐前无可靠传世绘画作品的今天，石刻中保存的这些汉魏南北朝绘画的“镜像”或“倒影”已成为弥足珍贵的材料。在这些石刻艺术中，既有历史的投射，又有现实的影像，还有图式的革新，更可见刻工的创造，从自然到绘画再到石刻，呈现的正是由物及人的“迁想”与由人及物的“妙得”，“迁想”与“妙得”，共同造就了石刻艺术精彩卓绝的视觉形态，也成为早期绘画思想的重要反映。

传移模写——石刻中的人物

南朝“竹林七贤”的盛绘也影响到了北方，东魏武定元年（543）翟门生石床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刻于石屏风背面。画像中虽然出现了“来通”“隐囊”“胡瓶”“胡服”等中亚的因素，仍可见以西善桥宫山墓为代表的南朝“竹林七贤”的风格。

墓主像与出行图代表了早期人物画的另一个传统，可上溯至战国时期，东汉时期，墓主像开始大量出现，并演化出两个类别：一类是较为突出的独立的墓主像；另一类则是不太突出的出行或宴飨中的墓主像。北朝线刻画像中的墓主像与出行图应是这两类墓主像在汉代之后分离、转化、演变所形成的。北朝石床上的墓主像一般刻画于围屏中心位置，男女墓主各自坐于床帐之中，为正面偶像式“肖像”。出行图则分别以牛车图、牵马图为中心，附以侍奉、备食、羽葆、奏乐、随行等场景，具有较强的叙事性。

东魏武定元年翟门生石床围屏（中右正面）男墓主像（拓片）

正中刻画一座屋宇，门户洞开，内有一张大床，围以忍冬纹屏风，上垂帐幔，屏前坐一男子，头戴高冠，身披羽裘，左手抬起，右手正在从一高足杯中取食，身前摆放杯盘食具，内有饮馔，两侧各站立一位侍者。画幅正下方线刻七个竖格，格中楷刻“胡客翟门生造石床瓶吉利铭记”，知床上坐者为一胡人，名叫翟门生。

琦玮僪佹——石刻中的瑞兽

瑞兽的形象早在战国时代已见于楚国的宗庙，入汉之后，更有广泛的表现，宫殿、祠庙、墓葬等皆有刻画，这些“飞禽走兽”“杂物奇怪”“山神海灵”，是在汉代谶纬神学与天人感应思想影响下产生的瑞像，多被视为吉祥的征兆，具有沟通天地人的内涵。北朝线刻画像延续了汉代刻画瑞兽的传统，以千秋、万岁、朱鸟、青龙、畏兽、獬豸、麒麟、天禄、天狗、牡狮、牛首鸟等最为多见。这些纹样多为精心设计之作，有较强的设计感，并形成一套既定的样式，彼此之间因器物不同而不断组合出千变万化的外观，极其富于装饰性。这些瑞兽雕刻于葬具之上或墓葬之中，既令“幽墓美，鬼神宁”，又可“通于神明”，佑护墓主于黄泉。

东魏兴和四年石床前腿（拓片）

石床正面三腿，灰岩，浅浮雕。近上沿处雕刻覆莲纹饰带，莲纹之下，以中部床腿为中心，左右各设四个长方形框格，框格之内，雕刻千秋、万岁、朱鸟、青龙等瑞兽。中部床腿浮雕两个站立的高冠人物，其上摩尼宝两侧刻铭文“兴和四年七月廿日亡人朱洛石洑冥记”。左右床腿各浮雕一羽肩或焰肩畏兽。

神之所畅——石刻中的山水

魏晋六朝时期，已出现见于记载的山水画家及画作，顾恺之、夏侯瞻、戴逵、戴勃、宗炳等均画过山水画，惜无传世，仅从《洛神赋图》略可窥知其原貌。二十世纪以来，魏晋南北朝墓葬、石刻、壁画大量被发现，这一时期山水画的面貌也随之逐渐清晰。其中的北朝线刻画像特别令人瞩目，这些线刻多见于石床、石棺、石椁等葬具上，且多出土于较高等级的墓葬，雕刻水平极高，虽以刻画墓主像、牛车图、马车图、出行图、孝子图为主，但均或多或少雕刻了山水的图像，或者也可称之为山水的因素，其视觉形象与晚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载“魏晋以降，……其画山水，则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完全相符，这些画像原由绘画经粉本“传移模写”而来，最能展现当时山水画的原貌，在原作已不得见的今天，显得弥足珍贵。

北朝石床围屏局部·“如履薄冰”图（拓片）

这幅拓片刻画的是《诗经·小雅·小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意象。画面为三段式构图，下部是薄冰与山石、中部是人物与树木、上部是层叠的山峦，画面的绝大部分已经为山石树木所占据，虽尚未脱离其工艺属性，却已经昭示了山水画即将到来的变革。

象外之意——石刻中的思想

中国早期石刻包含的思想是多方面的，石刻中的各种表现题材均有其独特的历史观念、思想内涵与文化诉求，并因朝代更迭而不断有所变化。儒家思想和汉唐绘画构成了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的紧密关系。如孔子所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儒家思想不仅是考察汉唐绘画的逻辑起点，更是形塑中国绘画的视觉机制。

魏晋南北朝石刻画像的图像内容、风格形态及其历史变迁，正可从儒家思想体系中予以描述与诠释。北魏中后期，在文明太后蓄意利用“子贵母死”擅权这一特殊的政治语境中，在东汉谶纬神学影响下产生的“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的思想观念随《孝经》进入北魏宫廷，由于这一“天人感应”思想同时契合了北魏视墓室为墓主神灵“归趋之地”的墓葬观念，因而，《孝子传图》成为“东园匠”装饰葬具时选择的重要画像题材。西晋葛洪《抱朴子·对俗》中“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这正是中古时期儒家思想融合道教、佛教因素的墓葬“礼器”的思想信仰与灵魂观念。

东魏武定元年翟门生石床围屏（中右）郭巨孝子图（拓片）

刻画“郭巨埋儿”的场景，中竖刻“郭巨生瘗儿天赐金一釜”榜题，榜题右侧是手执锹铲的郭巨正在掘地，左侧是一坛黄金，下方是跪地号天，悲痛欲绝的郭巨妻，其前方是一小童。榜题正上方是一飞翔于空中的天人。

南都记者朱蓉婷 实习生曾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