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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京根儿

金色的阳光照耀在秋色正浓的长河之上，广源闸的龙头瞧着水面，露出了笑容，它们鼓足精气神儿，为久违的“艺博”喝彩。

历经五年修缮，北京艺术博物馆重新开放了。集中展示的350余件文物，包含了万寿寺的历史沿革、古代的造像艺术、清代皇室书画艺术等，对于广大文博研究者和爱好者来说，这些古代艺术品魅力无穷。

(资料图片)

国庆期间，笔者前去北京艺术博物馆参观，沉浸于佛教造像的圣洁与传神，惊叹于能工巧匠的细致入微……不过，更让我感兴趣的，是这些藏品以外的万寿寺。

万寿寺山门

张居正撰文记往事

万寿寺中有一通硕大的石碑，碑文由明朝首辅张居正亲笔撰写，记载了万寿寺的兴建背景，并被收录在《张太岳集》中。如今，这篇碑文不但记录着历史，还伴随拓片这一载体，拥有了艺术、人文的更多表现形式。

“于万历五年，命建僧寺一所，于西直关外广源闸地方，以崇奉三宝，庇佑民生，赐额曰护国万寿寺。”这是慈母与孝子的一段亲情故事。万历五年（1577年），虽然当时的年号已经拥有了“万历”二字，但皇帝年幼，根基不稳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于是，笃信佛教的慈圣太后决定兴建万寿寺，既促进了佛教发展，又可借机树立天子的孝仁形象。在万寿寺的设计中，多处融入中国的“福寿”文化，既体现了对江山永固的美好祝愿，又突出了传承概念。正因为如此殊胜的美好寓意，当时代的车轮行驶到了清朝的轨迹之上，这座寺庙非但没有因为前朝皇家敕建的身份而失宠，反而备受清朝皇室的青睐。

我们从《万寿图卷》《香林千衲》这两幅反映清朝皇室盛大生活及宗教活动场面的画卷之中，均可发现万寿寺的踪影。可见清朝时万寿寺“不降反升”的命运轨迹。

《香林千衲》

那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的万寿寺，刚刚粉饰一新的寺庙梵音飘荡，上千僧众聚集于此，一支由三百余名长寿老人组成的队伍融入其中，这场被称为“万寿节”的活动，是给康熙皇帝的六十大寿准备的。

那是一块名为“法云常住”的匾额，它是由乾隆皇帝题写并赠送于寺院的，可见他对这里的偏爱。“胪唱应明日，驾还趁晓凉。黍风轻递爽，麦露滟含光。取便临香域，延禧备道场。长河喜水足，遂泛溯游航”，一首《首夏万寿寺》，体现出乾隆皇帝的文采飞扬，寄托了他对长河风光的热爱至深。更为重要的是，万寿寺还被作为孝子乾隆送给母亲崇庆皇太后最好的礼物。《御制重修万寿寺碑文》有载：“而我圣母皇太后七秩庆辰适逢斯盛，朕将率亿兆臣庶祝嘏延洪，以圣节崇启经坛，莫万寿寺宜。”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为了给母亲庆贺七十大寿，万寿寺成为乾隆皇帝选择的重要庆典场所之一，也就是从那一年起，万寿寺的建筑群中首次出现了黄琉璃瓦顶，这也标志着这里“身份”的特殊。这一盛大场面被记录到《香林千衲》图中。

那是一座小而精致的阁楼，另一位笃信“福寿”文化的“老太太”——慈禧，对于万寿寺的钟爱更加炙热，索性把行宫搬到了这里。据记载，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的五年间，慈禧曾50多次驾临万寿寺，而她在寺中休息的御书楼也成为后人口中的“慈禧太后梳妆楼”。正因为慈禧对万寿寺的喜爱，光绪皇帝对这里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在修缮方面不惜投入重金。慈禧六十大寿，就投入26.4万余两白银用于万寿寺的修缮工程。《重修万寿寺碑文》记录了这段历史：“皇太后以春秋令日，清跸莅止道西直门，经广源闸，御凤舸西迈，闸之上有万寿寺焉。寺为乾隆中一再修建，高宗纯皇帝御碑纪事。谓嘉名符祝禧之义，特敕将作葺而新之……”

虽然万寿寺经常担任“皇室接待”任务，但如浴佛节等重要纪念日，还是向民众敞开大门。单弦《大奶奶穷逛万寿寺》从清朝至今，仍有不少专业及曲艺爱好者传唱，风趣的唱词儿引人入胜。“细想到这场万寿寺我逛得可不够露脸儿，穷逛了一天，我也没花上一个大钱儿……”同时也记录了当时万寿寺已经成为民众聚会、采购、娱乐的重要地点。《燕京岁时记》就有记载：“游人甚多，绿女红男，联蹁道路。柳风麦浪，涤荡襟怀……诚郊西之胜境也。”

绿叶掩映的古寺

万寿寺名声在外，以至于在二十世纪初，热衷于北京名胜摄影的日本摄影师山本赞七郎、记录过“清王朝最后十年”的法国人菲尔曼·拉里贝、为中国留下七万多张彩色影像的阿尔伯特·卡恩，以及几乎走遍中国大江南北的奥地利摄影师海因茨·冯·佩克哈默等人，都为当时的万寿寺留下影像记忆。

“万寿寺弯腰——顶儿上见”这句流传甚广的北京歇后语，恰恰反映出了北京人、北京生活的一份乐和，同样让我们感受到万寿寺在人们心中的位置。想当年，北京人见面讲究躬身作揖。到万寿寺赶庙会的人，通常也会到再往西的西顶娘娘庙（今昆玉河畔，车道沟附近）逛一逛，老北京称这里为“西顶儿”。人们在万寿寺作揖之后，说一声“顶上见”，以这种特殊又俏皮的方式互为道别，意为到了“西顶儿”还会见面。由“顶上见”，又衍生为一比高低之意，往往两人相争不相让时，便会说一句：咱万寿寺弯腰——顶儿上见！即比比高低再说的意思。

“古殿蟠松”成旧忆

从运刀如笔的红楼人物漆红瓶，到展现高超琢玉技法的白玉羊首杯，从惟妙惟肖的释迦牟尼太子像到施彩浑厚花色笔法精湛的画珐琅西洋人物纹瓶……北京艺术博物馆可谓集北京艺术、中华传统于一身，繁复藏品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绝招儿”。其实，除了各色藏品外，艺博院子中，还有不少特殊的成员，以体量来说，它们无疑是“重器”级别，以历史及价值来说，它们更是这里的土著，甚至是无价之宝。

如今，漫步在北京艺术博物馆中，除了庄重的殿宇楼阁，丰富精彩的展陈装饰，院子中的参天古树其实也是看点。乾隆年间，方丈明鼎为这里评出了八个景观，其中之一就是“古殿蟠松”。清朝著名金石学家阮元在《小沧浪笔谈》中记载了一次雅集经历：“瑶华主人邀彭云楣尚书师，沈云椒侍郎，同年胡印渚、刘金门两学士，那东甫侍讲，铁梅庵侍郎与元，凡七人，同游万寿寺，主人写《七松图》便面。梅庵先生援笔题一绝云：‘七人分坐七松树，巨笔写松如写人。谡谡清风满怀袖，一时同证大夫身’。”可见在古寺中苍松下，缭绕琴声、茶香的文人聚会别有韵味。

可惜的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因寺院失火，“古殿蟠松”景致随大火付之一炬。清朝震钧的《天咫偶闻》记录了它们最后的时光：“旧有七松最有名。光绪庚寅后，楼火，并松俱烬。”不过，如今在北京艺术博物馆内，我们依旧可以看到不少古树的身影。国槐、银杏、侧柏、楸树等名木数十棵，尤其是那十余株古海棠树，在北京园林中实数凤毛麟角。

万寿寺中的罗汉像

北京的佛寺中设立罗汉像并不少见。香山碧云寺罗汉堂有500尊形象各异的护法，而万寿寺的罗汉虽数量不多，但却有独特的内涵。因为这里传递的是福寿文化，所以罗汉的形象较其他寺院的设计，更为祥和喜乐，脸盘也多以圆润感示人，以突出富满之美好寓意。再看罗汉的服饰，并没有往日里的素衣单褂，而是被装饰上了花卉、祥纹及福寿如意纹路，颜色搭配艳丽，线条细腻，这样的“祥服”罗汉，在北京实属少见。

因设计取胜的还有院中的一面墙。这面墙以中式六边形透光花窗做装饰，而点缀其上的砖雕非常讨喜地集结了八宝、莲花、梅花等吉祥图案。就在你细细品味砖雕以图寓意的精妙之时，猛然发现墙上之门居然拥有着独特的西洋味道，中式圆光门顶端为金刚宝座塔式造型，而塔座、塔身却使用了曲面、球形、涡卷式的欧洲设计，准确地说如巴洛克风格一般。

精美的砖雕艺术

原来这门正出自善于向各方汲取艺术养分的乾隆皇帝。乾隆十二年（1747年），圆明园得到了扩建，正是在这一时期，万寿寺也迎来大修。当时此项工程耗银四万两，乾隆皇帝专门撰写《敕修万寿寺碑记》，由大学士梁诗正书丹，建石碑两尊，立于大雄宝殿月台前。如今，这座小门早已成了来客的打卡地，与小门合个影，留下和北京艺术有关的记忆。

摄影师们也有自己的打卡地，离着“西洋墙”不远的无量寿佛殿内，矗立着一座“渗金多宝塔”，这也是咱北京最高的一座拥有十三层的金属材质宝塔。据说此塔采用合成金属，囊括金、银、铜、铅、砷、锌等，还将渗金这项古老的技艺融入其中。清初学者谷应泰《博物要览》卷对这一技术进行了说明：“渗金以金铄为泥，数四涂抹，火炙成赤。”这无疑也是我国手工艺艺术的最好见证。此塔原为京城宣南长椿寺遗物，如今长椿寺内还保留着宝塔底座。

渗金多宝塔

独辟蹊径中，北京艺术博物馆可观可赏的地方还有很多。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部用岁月撰写的巨著，需要观众用一双发现的眼睛去品味。（文中图片均为京根儿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