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甘露：对作者来说，城市承载着记忆和意义

孙甘露

(相关资料图)

上海是所有人的上海，每个人对它都有自己的角度。

我一直打比方，就像一个你的爱人，她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名字，大家都这么称呼她，但是，也有一个只有你才会称呼的名字。作家写作，也是从这样的个人角度，或者你只能从这样一个角度，你不可能跳出你自己，变成另外的人。你来描述上海，讲述你的生活经验，你所理解或了解的上海，它才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就像你的爱人。

这句话还包含了另外一层意思，你对你生活在其中的城市的感情，每个人对故乡，对他成长、出生、伴随了很多生活记忆的地方的感情。写作活动实际上也是一个命名活动，不管你写的是乡村，还是你生活的城市，或者是历史故事，都是在进行一个命名活动。

我们通常怎么定义一个人是哪里人，你是广州人、北京人、上海人，有很多可以描述的方式，比如你的出生地、你的户籍地，或者你的方言，你的生活经历，你在这里求学，在这里建立家庭，这些都是。但是还有一个在我看来最最重要的指标——你在这里埋葬过你的亲人。这是一个最根本性的，你对这座城市、这个地方的认同。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你是这个地方的人，因为有你的至亲埋葬在这里。

写作是对过去的回望

变化是免不了的，不是今天，也不是只有上海。每个人面对这种失去，包括时间的逝去，或者叫怀念、追忆，不管什么时代，都是一样的。对于我来讲，上海的特殊性在于，在我生活的这个年代，确实它经历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很多重要的历史时刻。

从我有记事以来，20世纪50年代末一直到90年代，经济生活的巨大变迁，一直到眼前。你没得选，完全不受你个人的控制，所有人都一样，都被席卷进这个变化里面。

可能写作这件事情，就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这是一个对过去的回望。以前我有个朋友，他有一个描述挺有意思。他说写作就像开车，开车要看一看后视镜，不可能一直看着前面。但我们人的生活是面向未来，面向前方的，写作有一点像前行物体中的后望者，因为你老是要看看后面的。人是往前的，生活是往前的，但是你的观察、你的记忆很重要的是要依赖于两侧后方的观察，是对你过往的（观察）。这个可能是本质性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我写作上的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上海也好，其他城市也好，对一个作者来说，它确实是承载着记忆，也承载着意义的地方，记忆和意义这两者维系在一起。

我们不可能孤立地来谈论一部文学作品。我觉得一个环境、一个具体的城市，不管是什么年代，20世纪30年代也好，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前后也好，包括后来经历过的巨大历史变迁，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历史事件，所有这一切，当我们在看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把它放在那个（历史）脉络里面，回望它的来路。我们是从今天这个角度回望过去的，这个行为就是对历史的再审视。

我更愿意把（小说《千里江山图》的背景中）近一百年的历史看作是一个整体，鸦片战争以后的整个国家，要放在这样的背景前来观察一座城市的变化、发展，它所受到的大影响，以及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白话文等很多当时的新变化。从上海来看，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还有早期的出版、报业、新闻业，还有上海城市文学的书写，有大量的文学作品，出了大量的作家，他们都在这里生活、写作。同时，他们的精神生活、日常生活，都受这个大时代和具体的这个城市的影响。在文学作品当中，真实的环境对小说中人物的影响，会形成一种对照，使我们可以更真实地来观察这部作品。

从现实主义文学的意义上来说，故事、人物都来源于真实发生的、真实存在的城市和历史，或者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当然你不一定是照实写的，是在这个背景前，或者依据真实的历史和事件来虚构，我觉得是相伴而生的关系。

我们举个相对立的例子，比如科幻小说，写《海底两万里》《星际旅行》，作者肯定没有这个经验，这完全是基于想象的，但是这个想象活动也是基于人的实际生活的经验。文学创作是一个想象性的活动，但它还是有所依的、有所来源的。生活是第一性的东西。

上海城市文学   

上海是现当代文学的重镇，以前讲的是半壁江山，鲁迅、茅盾、巴金、夏衍、冯雪峰等等一大批作家、翻译家，同时又是出版人，办出版社、办杂志，做了大量的工作，也产生了大量的文学作品。

办了很多重要的刊物，比如上海现在的文学刊物，像《收获》《上海文学》《萌芽》《上海文化》，包括六年前创办的《思南文学选刊》。这些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有很多重要的作品都在这些杂志上发表。我记得王晓明老师以前有一个文章研究说，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这是从杂志出版的角度来反观一个时代的文学。

从上海这个大型的城市来讲，公共文化活动、公共空间的利用是和上海这座城市的城市更新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思南读书会的举办地，它是传统的历史街区，通过城市改造以后，他们把上海最市中心的地方，这些老建筑拿出来做公益性的公共文化活动，也分享给这座城市的所有人。它是完全公益性的，没有门槛、没有台阶，不需要门票，不需要预约。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要预约。

另外还有一个当初的初衷，当然是服务性的目的，就像一座城市的博物馆、图书馆，这些机构都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窗口。

当初办这个读书会之前，它实际上是上海书展的延伸。上海书展在2011年的时候开始设立了“上海国际文学周”，目的是想要拓展上海书展的影响及对标国际化书展的做法。我们知道书展是一年一次，也只有一周的时间，作为公共阅读想常态化的尝试，所以设立了这样的读书会，它就变成了每周一次。

当初设想、举办这个读书会还有一个原因。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差不多每天都有很多的作家、翻译家、学者、出版人来来往往，在上海的文学机构、出版社、社科院、研究所有大量研究性的文学活动，也包括了很多作家的私人访问。比如很有名的《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他曾经以私人身份来过上海，也见过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出版人。

像这样的活动，我想在广州也一样，北京就更多了。但是这些活动都发生在研究机构、高校和一些专业机构里面，他们有很多很好的交流。我们当时就想，是不是可以把这些资源综合起来，分享给公众、分享给社会？就是基于这样的愿望，如果我们不是从事专业的人员，很难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东西，所以举办这个读书会有这样一层考虑。

每代人都要找到自己特殊的声音

确实，今天的年轻人跟当年完全不同。《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现在已经做到第25届了，这个大赛最初是赵长天老师在的时候创立的，我后来接手这个工作应该有10年时间。25年前来参加新概念大赛的作者，比如大家都知道韩寒、张悦然、周嘉宁这样的（作者），25年过去了，都换了不止一代人，现在来参加竞赛的作者当时还没有出生。

来参加新概念大赛的作者，他们来自四面八方，不仅仅是城市，不仅仅是上海，来自全国各地，前些年也有一些港澳台的年轻人。这是非常不同的。但是我总的有一个印象，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中阅读文学作品，年轻人都会有一些文学梦，他会想要书写，想要表达自己，但写作这件事情是需要慢慢成长、慢慢学习的。

现在的年轻人大部分都受到了挺好的教育，（受到的）训练也挺好的，他们中间有很多优秀的（人），这一代人在二十来岁、十七八岁的年龄上都呈现出很好的素养、素质，跟这些年的教育也有关系。但是文学创作不仅仅是读书读得多、各方面知识丰富就一定写得好，在这个背景下，你可能去从事其他的工作，所以文学创作的特殊性在于，写作怎么样更好地表达自己，找到自己的声音。

我一直举这个例子，比如帕瓦罗蒂是大家熟悉的男高音歌唱家，但是他唱的这些歌，你也会唱，大家都知道，他出来唱也就反复唱这几首歌，不可能每次都唱一首新歌，但是为什么他一开口你还是要听呢？让我去唱肯定没人要听。这就是因为你要听他的声音。

写作也是这样，一个作者要找到你特殊的声音。不然你写的这些故事，别人也可以写，往事、这个时代、这座城市，很多人在写，可能是差不多的事情。通常写作人会说，太阳底下没什么新鲜事，大部分都是被讲述过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你要找到你特殊的声音。

这个特殊的声音，我们从新概念的角度来讲，每一代人都不同，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代言人，从他们中间会产生出重要的（代言人）来为他们讲话，讲述他们的故事，记述他们的历史。但是这一代人、这个讲述者需要有他特殊的声音，也是在这个时代才会产生的声音。

孙甘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