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记忆与文化表征｜荐书

国家记忆与文化表征

(相关资料图)

赵静蓉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1

【内容简介】

从一系列社会和文化现象来看，“国家记忆”已经慢慢地变成了国人日常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高频词和焦点词。

作为记忆的主体，国家是集体性的主体，是象征性的主体，是功能性的主体。集体性在于记忆的结构和框架，象征性在于记忆的精神和意识形态意义，功能性在于承载形塑和传承记忆的职能。

在数字时代，国家记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它面临的危机或问题同样彰明较著。

【作者简介】

赵静蓉，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内记忆研究领域中富有代表性的学者，研究兴趣为文化记忆与数字记忆、西方文论与文化研究、比较诗学。著有《抵达生命的底色—老照片现象研究》《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主编《记忆》《记忆的十张面孔》等。

【目录】

绪 论 国家记忆：概念辨析与研究路径

一、中国记忆：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记忆

二、祖国记忆：文化心理学意义上的国家记忆

三、民族记忆：民族志意义上的国家记忆

四、政党记忆：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记忆

第一章 国家记忆：记忆归属及生成机制

一、位置叙事：国家记忆、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

二、国家记忆的生成机制：强制性“嵌入”与“诗性自觉”

第二章 “嵌入”的集体记忆

一、《歌唱祖国》：媒介动员、文艺评价与仪式确证下的 国家记忆

二、外国文学史教材的编选流变：体制化的国家记忆

第三章 “诗性自觉”的集体记忆

一、《东方红》的时代变奏：感性之维的国家记忆

二、港台地区学界的存在主义接受：理论·渗透及其记忆建构

第四章 经典：阐释国家记忆的形成

一、经典对国家记忆的形塑

二、经典场域：博物馆的文化治理功能

第五章 文化创伤：一种特殊的国家记忆

一、创伤的文学表征

二、创伤记忆的结构和力量

三、文化自主性下创伤的核心表征

四、文化创伤建构中的媒体记忆策略  

第六章 道歉：反观国家修辞与国家记忆的政治性核心

一、记忆修辞

二、情感叙事

三、创伤复原的结构性构成

结 语 数字时代的国家记忆：危机与未来

一、数字时代：记忆研究的现实语境

二、国家记忆的危机与未来

参考文献

后 记 

【选摘】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国家记忆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概念，其目的就是要验证国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塑造为全体国民所共享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信念，从而增强其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而，国家记忆本身也是国家政治治理的文化手段和重要构成，它为国家建构及其制度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必要而关键的基础。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谈到国家建构时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过，制度能力是国家建构问题的核心，制度供给涉及国家概念中的四个方面，分别是组织的设计和管理、政治体系设计、合法性基础、文化和结构因素。对照来看，国家记忆发挥其功能显然主要是在后两个领域展开。因为国家记忆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国家对自身历史的解释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知识生产， 它必然要与国家政治统治之来源的合法性及有效性发生密切关联。当然，国家记忆并不等于国家历史。相对于唯一的、单向的、不可重复且不可更改的国家历史而言，国家记忆更强调对历史的“解释和知识生产”。国家历史是本质的，国家记忆则是一种重塑机制，是建构的。借用法国学者雅克·勒高夫对“新史学”的论述来看，“构成社会、政治环境的国家，以及有着历史经历的社群或者代代繁衍的群落，都会根据不同的用途来建立各自的档案，从而形成了记忆”。国家历史是国家记忆形成并施加作用的基础场域，国家记忆可谓“历史的历史”。具体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原则和制度效果而言，通过对合法性基础的强化，对文化价值体系和体制结构的规范，国家记忆的建构也具备了多重价值和影响：其一， 决定了国家能力或制度能力的大小；其二，使国家对内能够保证民众的安全感和生存发展权，对外能建立良好的外交形象和国际关系；其三，决定了国家是否能成为福山意义上的“强国”，拥有“制定并实施政策”的能力和“干净的、透明的执法能力”。总而言之，国家记忆与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未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强国不见得是合法性稳固的国家，但反过来说，合法性稳固必然有利于形成强国。而国家记忆正是构成合法性的重要条件之一。国家记忆是“国家构建的艺术”，“无论如何，国家构建的艺术将成为国家力量的关键要素，其重要程度决不逊于动用传统的军事力量来维护世界秩序的能力”。

在数字时代，国家记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它的危机或问题同样彰明较著。大致来说，国家记忆主要面临着如下两个问题。

首先，怎么处理记忆的选择问题？国家记忆是国家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涉国家对过去的解释、对现实的界定和对未来的规划，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国家记忆也会呈现出变动不居的“流动性”样态。正如尼采所说的那样： 

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需要对过去有一定了解，不管这种了解根据他的目标、力量和需求，是通过纪念的、怀古的，还是批判的历史而取得的。这种需要不是那些只旁观生活的单纯的思考者的需要，也不是少数渴望知识且只对知识感到满足的人的需要，它总是生活目标的一个参考，并处于其绝对的统治和指导之下。这是一个时代、一种文化和一个民族与历史之间的天然联系。饥渴是它的源泉，需求是它的准则，内在的可塑力则规定了它的限度。只有为了服务于将来和现在， 而不是削弱现在或是损坏一个有生气的将来，才有了解过去的欲望。

国家记忆作为一种知识生产，不可回避地要面临知识来源及合法性的问题。在数字时代，因为记忆常常被数据化为信息储存在网络空间里，更因为当今全新的媒介生态对记忆的塑造无所不在，因此记忆的筛选和判断问题就尤其突出。

比如说，维基百科就是一个异常生动的线上“记忆之场”。“维基”这个概念的创始人，美国计算机程序员沃德·坎宁汉（Ward Cunningham）和他的合作者波·留夫（Bo Leuf）对维基有一个基本的规定，即“维基本质上是民主的——每一个使用者都与其他使用者拥有同样的权力”。的确，维基是一个允许任何使用者编写、删除、修正和重写内容的网站。而维基百科则是以此网站为平台的百科全书，它同样允许任何人参与到任何一个条目的编辑中来。据统计，维基百科每小时被修改数百次，每天要添加七百多篇文章， 而与传统大相径庭的是，没有哪个作者会把自己当作某一条目的固定作者，即要判断哪个版本的条目是标准或范本也不可能。在维基百科上寻找“正典”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而且即便有专家的参与也未必就能如愿。因为“维基百科部分是一种协商论坛，由异议者给出理由，同时也是伴随着异议的协商‘场所’。实际上，维基百科使用的MediaWiki 的每个页面都包含了对话窗。这意味着，百科全书中的每个条目都可以作为协商空间……甚至可以把维基百科视为一个变化异常迅速的传统：每个编辑者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维基百科就是我们所处身的数字时代的真实面目，那我们应当如何准确地获取我们想要的知识呢？我们又是依据什么来界定自我与集体的边界呢？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把自己的记忆和历史交给了像维基百科这样的网络世界，也有更多的人是从像维基百科这样的知识生产系统中了解历史、寻找记忆。但就像维基百科上的每一个条目都可以被多个作者多次编辑一样，它最后形成的条目只能是复调而非独白，因此，如果倾向于依据维基百科来筛选和构建我们的记忆，那这样的记忆必定会越来越倾向于“协商式”记忆。它会导致国家记忆的形成无法再完全遵循从国家至民众（自上而下）或者从民众至国家（自下而上）的传统路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必然与强制性的政治指令背道而驰，因此它对“自上而下”式国家记忆的形成机制影响尤为深远。另一方面，记忆越来越数据化、抽象化、“去人性化”，民众处身海量的信息世界，筛选、判别乃至决定的困难程度也相应增加，这又使“自下而上”式的国家记忆形成过程更加不确定，或者被延滞。“协商式”的记忆更接近“共识”，甚至有可能是桑斯坦所倡导的“平均数”，虽然它也充斥着记忆的协作与争夺，但与仍然拥有“口述者传统”和“幸存者叙事”的记忆斗争不同。在数字时代，国家记忆的建构更多要依赖网络，而网络则具有不确定、瞬息万变等特点。

这就带来了第二个问题，即国家记忆的公共空间问题。我们都知道，在空间层面上，与“国家”相对应的记忆主体是“民间”和“社会”，民间记忆和社会记忆既可以说是国家记忆的发生源头，也可以说是国家记忆的“战场”或“熔炉”。国家总是从民间和社会提取有助于塑造国家形象、建构共享的文化价值体系，固化国家认同的记忆材料，再经过政治意识形态的筛选和改造，借助社会仪式、历史教育、新闻宣传等手段将其反复操演，最终确立正确的、公共的记忆现实。但在数字时代，这一切都因为网络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很多人把网络界定为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公共领域，持不同见解的人在此会聚，通过争鸣、交锋，可能形成网络“群落”，并达成某种“局部的共识”。网络世界的群体建设往往是由“需求”驱动的，因此很容易仅仅因为言论或观念的一致性而产生群体认同。美国学者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就曾说过：“真实世界的互动通常迫使我们处理不同的东西，虚拟世界却偏向同质性，地缘的社群将被取代，转变成依利益或兴趣来结合的社群。”桑斯坦的著作《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更是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证。

相比“民间”和“社会”，网络似乎是一个更开放也更广阔的世界，它不仅没有物理的边界，也没有文化的边界。唯一可以称得上是网络界限的，我认为是技术边界，关于网络开发的技术能走多远，网络就能走多远。网络对国家记忆建构与表征造成的最大影响就是改变了作为记忆主体之“集体”或“群体”的内涵与外延，也由此令国家记忆对集体发生作用的方式与传统迥然不同。传统意义上共享历史、价值、信念，甚至共享情感的“集体”在网络世界里变成了“群落”，虽然它的形成也可以基于共通的情感、共享的价值信念，或者是共有的利益关系，但它却无法再像集体那样具有稳定性和恒久性。群落可以在瞬间产生，也可以即刻解除，新的群落不断地形成，新的群落意识也不断地增生。毫不夸张地说，每产生一个新的群落，就会随之形成一种新的信念或价值体系，而其中个体对集体的忠诚感几乎是淡之又淡的。

吉尔·A. 艾迪（Jill A. Edy）把这种状况称为“后广播时代的集体”。在他看来，在大众传媒时代，集体往往被界定为“特定媒介组织所接触到的潜在受众，并假设媒体文本所表达的价值观与媒体来源所寻求接触的受众中的主流社会价值观相一致”，而在后广播时代，这个假设几乎是不成立的，我们必须重新界定集体和集体记忆。艾迪援用了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及其同事对“community”（群落）概念的区分，后者将社区区分为地方群落（community of place）和兴趣群落（community of interest）两种类型：

前者是由生活在相互物理邻近的个体所组成的，这些个体是邻居，即使他们互不认识，他们也还是被共有的物理环境绑定在一起。后者是自我创造的群落，当人们共享一个兴趣、一个关注点或一个观点等时，这种群落就形成了。从某些方面来说，从广播世界发展到后广播世界，就是从一个由地方群落主导的媒体世界发展到由兴趣群落主导的媒体世界。

很显然，按照这种理解和分类方式，网络世界中的集体就是兴趣群落，而集体记忆也更可能出现在兴趣群落中。

按照安德鲁·霍斯金（Andrew Hoskins）的提法，“集体”这个概念范畴的变化是一个更为宽泛的革命性转变的后果，即“联结转向”（connective turn）的后果。“联结转向”是数字时代的产物，它决定了一种新的知识基础——“信息基础设施”（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的形成，不仅使人机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也改变了记忆与遗忘的价值。最为重要的是，霍斯金提出，联结转向经由改变媒介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塑造了一种新的大众群体，即所谓“纷众”（multitude）。“纷众”是依赖数字技术、生活在新的媒介生态中的那一部分人，他们连续不断地“捕捉、发布、记录、编辑、喜欢、链接、转发和聊天”，由此导致“纷众记忆”（the memory of the multitude）“无处不在却又同步发生，四处分散却可以搜索”。它们摆脱了以往人与档案之间的缠绕，完全通过数字设备和互联网来沟通交流，被相互联结、联网和存档，并因此成为人类社会化的一部分。“纷众”的概念更早在意大利学者鲍罗·维诺（Paolo Virno）那里得到了非常深入的分析，维诺认为：“当代纷众既非由‘公民’也非由‘生产者’构成，它居于‘个体和集体’之间的中间地带，使‘公共的’和‘私人的’之间的区分不再有效了。因为它解散了这类二元联结的术语……群众并不是要与独一冲突，而是要重新界定后者。”霍斯金也采用了维诺对“纷众”的界定，在霍斯金看来，正是由于纷众对二元联结概念的消解，才产生了作为纷众记忆的“新记忆”。这种新记忆基于“非交际的社会性和不共有的共享性”（a non-sociable social or a sharing without sharing）群体， 它改变了我们对记忆机制的传统认识，使得档案从过去稳定静止的“空间性”解放出来，转而变为一个流动的、“时间性”的记忆媒介。而且，由于数字技术的介入，档案始终处在一个“数字转接” （data transfer）的状态，档案不再局限于一个人、一个地方、一个机构甚至一个国家，今天的档案变成了一种自洽的“社会—技术”系统。

网络、新媒体、数据，这一切都和数字时代有关，数字时代开启了人类的美好新生活，同时也创造了新的记忆生态。在这个新的数字化的记忆生态之中，作为记忆结构的“纷众”其边界是流动的， 作为记忆载体的“档案”其运行方式也是流动的，因此，作为记忆主体的“国家”其建构国家记忆的方式也就无法再像前数字时代那样完全经典、确定而且一以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