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华：​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环球时讯

《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复活》尽管有着浓郁的悲剧情调，但主导的仍然是生活的亮色、生命的希望，但《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表现的却是生活的阴暗、生命的悲剧。前者是诗意的，后者是反诗意的。

*文章节选自《俄罗斯文学的黄金世纪：从普希金到契诃夫》（三联书店2023-1）

费雯丽版《安娜·卡列宁娜》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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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文 | 张建华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享誉世界文坛的伟大的文学家和宗教思想家，两人谁更伟大？美国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在他的《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中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回答，他说：“在视野的全面性和表现力这两个方面，两位大师都有出类拔萃的建树……两人堪称文学巨擘，在地位上并不存在由高低之分形成的冲突……他们就像两颗比邻的行星，大小相当。”

陀思妥耶夫斯基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宗教思想家，都“以赤裸的身躯，面对上帝的火焰” 。两人都被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列昂季耶夫称作“玫瑰色基督教”的信奉者和传播者，他们传播的都是被他们用道德的“玫瑰色香水”喷洒了的基督教思想。他们都把自己看作人类的行善者和拯救者，有责任和义务告诉人们应该如何生活。两人的宗教人类学思想中都有泛斯拉夫主义的倾向，他们都认为忠实的上帝子民，俄罗斯人民应该团结全体斯拉夫民族，完成拯救欧洲，乃至全人类的伟大使命。两位文学大师都有一个乌托邦的精神理想：一个没有暴力，人人实现自我道德完善的理想天国或是一个恶被彻底根除，充满善与爱的人类美好未来。

两人都从不让科学、技术、现代文明成为自己的盟友，反而始终提防着它们，用道德的和宗教的思想与它们做斗争。托尔斯泰说：“音乐会，金属火柴盒，吊裤带和马达是很不错；可是如果为了创造它们需要把十分之九的人变成奴隶，那么最好还是让所有的马达和所有的吊裤带统统滚蛋吧。”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文明的这些利益，甚至连文明本身都将是可诅咒的，如果为了保持这样的文明必须将人的皮剥掉的话。”

托尔斯泰

他们的文学言说都以全人类性为追求，只是托翁更具世俗性，而陀氏则更具宗教神性。他们的文学创作都有恢宏博大的艺术特质和智慧深邃的思想品格。《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复活》和《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都是精神小说、思想小说，人类救赎都是它们的共时性主题。两人的文学创作都有鲜明的自传性：列文是托尔斯泰的文学化身，是作家19世纪 70年代精神探索心路历程的写照，佐西马长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理想，其宗教哲学思想的代言人。两位文豪大量的书信、日记都记载着其践行文学介入人的灵魂再造、道德更新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的可贵探索。

然而，宗教思想和文学创作的这些共同性却无法掩盖两者在思想、创作上的巨大差异。贵族伯爵托尔斯泰有着王者的风范，其内心中隐藏着一颗“天生异教徒”的灵魂；平民出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神秘的宗教先知，充满魔性的“精神超人”。他们分别代表了 19世纪俄国哲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两极：哲学思想上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回溯历史和关注社会现实的批判现实主义与以表达人的思想苦闷、精神危机为主旨的，具有现代主义审美元素的“最高意义的现实主义”。

托尔斯泰《自传》手稿

托尔斯泰是理性主义的晚生子，是正在远去的启蒙理性主义思想时代的终结者。作为卢梭、伏尔泰、康德哲学思想的追随者，他坚信理性是社会和人类进步的动力，认定只要对人进行启蒙教育，获得基督的爱和善的精神，人就能变得善良，社会就能变得美好。即使是他的基督教宗教思想，也不是神学的，而是道德理性的。他不接受俄国官方东正教会所宣扬的教义、神秘主义思想。他对人的尘世幸福深信不疑，因为人的理性强大无比，基于这一理性的人的自我道德完善不仅必须，而且可能。理性主义确立了其文学创作现实主义内在的质的规定性，表现个人与历史和现实的互动共生，并在时代与个人的互证意义上，彰显着时代精神的各个重要面向。托翁认定人的精神堕落、道德沉沦是黑暗社会、罪恶现实导致的。所以他在创作中把矛头对准了沙皇俄国的专制社会，将文学的审美功能与历史的认识和批判功能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他从理性主义出发，以“道德”为核心价值，塑造了一批矢志不渝地进行精神求索，实现道德自我完善的精英人物。他的文学创作始终洋溢着19世纪俄罗斯文学正统与经典的理性主义的审美意趣，其中蕴蓄着他极强的道德信念与自觉、强烈的主体精神。

苏菲·玛索版《安娜·卡列尼娜》剧照

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是一个新的思想时代的开创者。他超越了他所处的实证主义、理性主义的哲学时代，走向了非理性主义和直觉主义。他的宗教哲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理念与欧洲新思想的代表柏格森、尼采、弗洛伊德等人有着更多的契合点，他是欧洲19—20世纪之交新思想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文学创作中所揭示的是一种充满焦虑、危机感和世纪末意识的现代人的精神病象，在他的作品中充满了抗拒混乱、荒谬、异化的非理性主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朽不能靠理性来验证，而需要情感、心灵的参与，而圣灵的存在和上帝的恩泽只有用心灵和精神才能感受，需要的不是证明，而是感受，不是实证，而是顿悟。人的存在是他宗教哲学探索和文学创作的核心命题。他说：“人是一个谜。需要揭开这个谜。……我从事这一奥秘的研究，因为我想成为一个人。”人是恶与善的结合，善源于上帝，恶源于欲望，它们是高于并强于理性的。他在世界小说史上第一次找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塑造人物思想意识的机制，一种无法用理性逻辑之思解释人思想和行为的路径。在他笔下，人物正常的、平静的心理状态被打破，他们总是处在极度紧张、灾难性的、一种接近崩溃的临界状态。他的小说以都市现代人为主人公，以孤独、分裂、异化的人为书写对象，他崇尚直觉、本能、潜意识，表现人的变态心理、精神错乱，他更多采用象征、暗示、直觉、梦幻、怪诞、意识流等审美手段。所有这一切全然接通了20世纪现代主义的小说叙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 20世纪欧洲现代主义文学重要的思想资源。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的26天》剧照

托尔斯泰的书写有着无比的具体性，他笔下的生活、事物、现象无不是经验世界的，是对具体世俗生活的感知，他正是在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想象中获得对世界认知的整体感和统一性的。他的历史小说、社会小说、家庭生活小说、道德忏悔小说，他所描写的战争、社会、家庭、农村、两性关系、人的精神求索都是在世俗的日常生活中呈现的，真切可感、栩栩如生。他小说中所表达的哲学思想和宗教内容，读者仅有并不清晰的感知。托尔斯泰从来不把社会历史问题变成抽象的善与恶的道德冲突，总是把个人的道德理想与社会乃至全人类的道德理想结合在一起，把个人命运的改善与人性、社会、世界的改造结合在一起。无论是精神上不断成长的安德烈公爵，还是道德追求无有终结的皮埃尔伯爵，无论是矻矻不休求索生命价值的列文，还是悔过自新，实现了道德重建的涅赫柳多夫，他们都能从一种个人琐碎和痛苦的情感中抽身，想象一种所有人都能幸福、美好的人类生活。

电影《战争与和平》剧照

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完全沉浸在人的精神世界的深邃现实中，他对世俗生活的经验世界没有兴趣。他所描写的对象是想象中的精神世界，现实生活画面和其中的人只是这一精神世界的载体。他的小说都是关于虚假的、扭曲的，人的一种极度苦难、屈辱和痛苦的精神建构。在他的笔下，人只有两种生存状态，或向上帝的信仰靠拢，获得宗教精神的升腾，或灾难性地堕落，在罪恶的深渊中挣扎。他的全部创作都是在描写信仰上帝之人的精神幸福和否定上帝之人的精神错乱。恐怖、紧张、诡异、神秘，上帝与魔鬼、天堂与地狱的博弈成为他的类似“哥特小说”的内容与情感特点。他笔下人物的生命形态不仅仅是19世纪俄罗斯的，还是整个人类的，一种在平静的外表下掩盖着的充满动荡的整体性的精神危机。他的小说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精神预言。在《罪与罚》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借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之口对人类未来社会的预言，不幸在此后百余年的人类历史中言中。他说：“全世界遭到从亚洲腹地蔓延到欧洲的一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可怕瘟疫……所有的村镇，所有的城市和民族都染上这病而疯狂了。他们惊恐万状，但是彼此都不了解，每个人都认为只有他自己拥有真理……人们出于毫无意义的仇恨，互相残杀。”1小说中的这些内容超越了“文学”的狭隘格局，成了一种可资借鉴和参考的社会学文本。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说：“他站在了艺术的‘另一岸’。他首先是个预言家，对人类历史命运做出了预言。”

《罪与罚》剧照

托尔斯泰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他的艺术世界绚丽多彩、美妙无穷，从结构、肖像描写、人物刻画、心理分析到细节、语言、情感、叙事。他所勾画的精神史与社会史达到了错综交织、丝缕相连的艺术境界。而阅读直觉告诉我们，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具有戏剧家品格的小说家。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的诗人、哲学家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为“俄罗斯的莎士比亚” 。纳博科夫说：“俄罗斯文学的命运之神似乎选定他成为俄国最伟大的剧作家，但他却走错了方向，写起了小说。”4他小说中的戏剧性冲突并不表现为一种外在的情节或人物冲突，而是一种隐含在人物话语中的人的内心冲突，一种思想的、意识的冲突。人物的言行、思绪、情感被各种思想，特别是宗教哲学思想所填充，充满了歧义性、复杂性，有待读者自己去理解、阐释、分析、想象，并做出自己的结论。作为戏剧文本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对话”成为作家小说叙事最重要的手段。他把对话当作表达思想碰撞、表现对立冲突、展开善恶角逐、呈现与上帝对话的主要方式。在文学叙事的情感取向上，托尔斯泰的灵魂拷问是有情的、温暖的、抚慰的、充满悲悯情怀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无情的、残酷的、决绝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复活》尽管有着浓郁的悲剧情调，但主导的仍然是生活的亮色、生命的希望，但《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表现的却是生活的阴暗、生命的悲剧。前者是诗意的，后者是反诗意的。

电影《战争与和平》剧照

最后，还要指出的一个不同点是：托尔斯泰的道德说教既是对人的，也是对己的。他一生都在践行着他的道德检视和灵魂审判。他的如同孩提般纯洁的道德诗意源于他自身的道德洁癖。晚年，他与贵族阶级彻底决裂，过着与农民一样的生活，甚至不惜与家人发生冲突。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耀人眼目的基督教信仰并没能阻止他过一种与他自己的说教完全背道而驰的生活。他生性多疑、孤傲冷漠、酷爱赌博，充满了虚荣心。他的好朋友、作家斯特拉霍夫说：“这是一个真正不幸的，很难与人相处的人，却自以为活得很幸福，以英雄自居，且唯独爱自己。”

一八七二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佩罗夫绘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人的人生与他们笔下的人物一样，既受到神秘命运的捉弄，也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成因。他们通过其文学创作传递的宗教哲学思想的内涵是丰富、复杂的，不能非此即彼、说一不二地加以理解，还总会留下一些待解的谜，其对人的道德救赎的力量是可疑的，但其振聋发聩的精神力量是强大的。他们留下的一个个人类精神重建的难题将继续拷问后来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同时也在拷问着故事之外的看客。

俄罗斯文学的黄金世纪：从普希金到契诃夫

张建华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1

这些来自极北之地的书页中，有别处罕见的精神品格。一个10世纪才拥有文字的国家，何以在19世纪登上世界文学的巅峰？百年来，中国人是怎样接受俄罗斯文学的？作者张建华从普希金讲起，直至契诃夫，通过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一颗颗文学巨星窥见俄罗斯民族的内心世界，领略别样的人生世相、人性百态、灵魂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