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微资讯！都付笔墨中 在苏轼书画中遇见屈原

（视频制作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付筱菁 四川省纪委监委 成都市纪委监委）

(资料图)

四川博物院正在展出“高山仰止 回望东坡——苏轼主题展”，展出30余家博物馆珍藏的苏轼主题相关文物274件，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苏轼的3幅真迹：《潇湘竹石图》《阳羡帖》和《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时光流逝，东坡风范依然，让我们以其精妙绝伦的笔墨为引领，探寻他不悔的人生追求。

《潇湘竹石图》：知君有幽意，细细为寻看

苏轼不仅擅书也擅画。其画作流传至今者甚少，其中一幅即为此次展出的中国美术馆藏《潇湘竹石图》。

据考证，《潇湘竹石图》系苏轼在黄州（今湖北黄冈）时所作，卷末端题有“轼为莘老作”款识。莘老是长他八岁的扬州人孙觉的号。苏轼一生敬重孙觉，诗书往来极为频繁。孙觉是黄庭坚的岳父、秦观在诗歌上的领路人，精通《春秋》《周易》，“以文学行义为时儒宗”。孙觉理政能解百姓忧，多地卸任后，民众屡为他建祠；且为人刚正不阿，对人品低下、才薄望轻的权臣，他再三奏疏弹劾。是以苏轼后来借朝廷任命文书称他“文学论议，烛知本原。谏省东台，久从践历”。

孙觉也是“乌台诗案”的被牵连者之一。苏轼被贬到黄州后，职低权无，“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这个外表洒脱的大诗人内心倍感孤单，好在有孙觉这样依然故我的友人，照样写信问候苏轼。孙觉知道苏轼喜好佳墨，是以有好墨便想办法寄赠。元丰八年（1085年），已经离开黄州的苏轼回忆此事，深感真情难得，一口气写下四首诗，其中一句说“分余幸见及，流落一叹赧”，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潇湘竹石图》既为孙觉而作，可能用的就是他所赠佳墨。

著名作家、收藏家邓拓对此画有一段十分精到的解读，“隽逸之气扑人……左右烟水云山，渺无涯际，恰似湘江与潇水相会，遥接洞庭，景色苍茫，令人心旷神怡，徘徊凝视，不忍离去。”细品画卷，其中氤氲的，除了隽逸的云气，也有淡淡的郁气。画面远处，淡淡几笔，除了烟雾迷蒙，还有潇、湘合流，给人幽深而哀怨的意味。这不由让人想到三闾大夫屈原。

“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唯屈子一人耳！”苏轼一生仰慕、追随屈原。他极推崇《离骚》，“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他同情屈原的遭遇，“伊昔放逐兮，渡江涛而南迁。去家千里兮，生无所归而死无以为坟”；他称颂屈原的忠贞，“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不过，他对屈原真正地理解，还是在经历“乌台诗案”被放逐黄州后，穷困、潦倒、悲伤、怨愤、无助、无奈，种种不平之气，溢于言表。大丈夫立身处世，既不能同流合污，也不能容于当世，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这个屈原当年面临的难题，如今同样摆在苏轼面前。付诸笔墨，自然就会着眼于精神流放之地的潇湘，潇湘之水就那么从心中渗出，淡淡的，静静的，没有一点声响。

真正表明苏轼心态的是画卷中的竹石。与其《枯木竹石图》中枯木虬曲似铁、石皴盘旋如涡相异，《潇湘竹石图》中间只有大小两块石头，石块中间左右各有竹枝数竿伸出，有的刚刚探出头。竹枝细长，与奇特的石头在形状、姿态、质地上形成鲜明对比。仔细看，这枝条三三两两，竹叶疏疏密密，竹子其实是从石块下顶住重压、破土而出，虽然腰身极细，不免弯曲，但昂扬向上，没有丝毫疲惫、造作和媚态，韧性十足，充满生命力。苏轼画的不是竹子，而是他自己。

“知音古难合”，可以想见，紫髯翁孙觉展开此画卷，定会手捋胡须，会心一笑。

《阳羡帖》：除了溪山，还有楚颂

和《潇湘竹石图》相比，旅顺博物馆藏《阳羡帖》尺幅更小，略大于成人手掌。今天看来，这只是一个便条，但因为出自苏轼之手，弥足珍贵。

《阳羡帖》全文仅68个字，大小不一，墨色浓郁，尤其最后一个“拜”字，末笔长长的拖尾，笔力雄健，一气呵成，流畅飘逸，神采飞扬，这也是该帖被认定为真迹的重要依据。

文字不长，姑录如下，“轼虽已买田阳羡，然亦未足伏腊。禅师前所言下备邻庄，果如何？讬得之面议，试为经度之。及景纯家田，亦为议过，已面白得之，此不详云也。冗事时渎高怀，想不深罪也。轼再拜。”这是苏轼告知朋友，其已经在阳羡（今江苏宜兴）买田，但是耕种地方不大，难以满足全家生活所需，请朋友再为他寻找合适的田地。

“吾家蜀江上，江水清如蓝”，苏轼是四川眉山人，也常以眉山为豪，但或许因为距离太远，“万里家在岷峨”，或许因为父亲多年来希望回迁中原故里的夙愿，“有意于嵩山之下、洛水之上，买地筑室”。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苏轼出川抵京后，再也没有回到眉山。

苏轼安家阳羡，看似偶然。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苏轼接到朝廷量移汝州（今河南汝州）的诏书，从黄州出发，途经金陵（今江苏南京）时，其十个月大的幼子苏遁因病夭逝，苏轼痛心不已，“归来怀抱空，老泪如泻水”“母哭不可闻，欲与汝俱亡”。想到自己年近半百，仍然居无定所，举家飘摇，这才坚定了定居的念头。

在真州（今江苏仪征），他遇到当年同登进士第的宜兴人蒋之奇，说起二人“同卜居阳羡”的约定，于是托请蒋之奇买田阳羡。“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阳羡有山有水，风景如画，“来往一虚舟，聊随物外游”，这里无疑是诗人寄情忘怀的好去处；另一方面，阳羡本就因当地荆溪之南土地肥美平坦而得名，适合耕读，适宜养颐。《阳羡帖》即写于请蒋之奇买地后，请同是宜兴人的钱济明再寻田产。

中原之大，如阳羡风景美、宜耕种者比比皆是，选择阳羡，其实另有其因。这年十月，苏轼到阳羡，如愿以偿。在今天我们看到的《楚颂帖》中，他这样表白，“吾性好种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阳羡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当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本。”

“阳羡在洞庭上”，此洞庭系太湖之洞庭山，并非屈子行吟泽畔的洞庭湖。洞庭山与洞庭湖，相隔何止千里，却隔不断其间关联。古人认为洞庭山与洞庭湖地下有暗道相通。更巧的是，洞庭山、洞庭湖均产柑橘。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写的就是洞庭湖柑橘，“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而洞庭山的柑橘在宋代几乎可与阳羡茶、彭蠡鱼媲美，“石鼎未烹阳羡茗，金盘先献洞庭柑”，“左贩洞庭橘，右担彭蠡鱼。”正因为此，洞庭山洞庭湖常被混淆。

以苏大学士之博学，他当然不会不知道其中差别。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从阳羡附近的洞庭山想到洞庭湖，从此洞庭橘推及彼洞庭橘，从屈原联想到自己。他因此说，“屈原作《橘颂》，吾园落成，当作一亭，名之曰楚颂。”这《楚颂帖》中的最后一句话，正可为《阳羡帖》做注脚。以“楚颂”手追《橘颂》，心摹屈原，这是苏轼求田阳羡心心念念的情结。

《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一次心灵的远游

藏于吉林省博物院的《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是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年）闰四月二十一日这天，大雨滂沱，道路泥泞，无法成行，滞留襄邑（今河南睢县）所书。

离开黄州10年来，苏轼起起伏伏，漂泊不定，在朝廷，先后官拜礼部尚书、兵部尚书，被授予端明殿大学士、翰林侍读学士，极其耀眼；在地方，他先后主政过登州、颍州、杭州、扬州、定州，重民生，施仁政，极受敬重。绍圣元年闰四月初，苏轼却被无端取消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头衔，以左朝奉郎（正七品）责知英州（今广东英德）军州事，很快再降为从七品的左承议郎，再被下诏仍知英州，但不得按贬官后的劳绩恢复职位。这一连串的打击，让他心绪难宁。不过，坐到桌前，濡墨挥毫，写着写着，他的心情安定了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合卷。

《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合卷684个字，笔笔到位，一气呵成。明代张孝思的评价尤其精到，“此二赋经营下笔，结构严整，郁屈瑰丽之气，回翔顿挫之姿，真如狮蹲虎踞。”

书为心画，贵在我手写我心。这两篇赋都是苏轼发自内心的表白。“洞庭春色”和“中山松醪”均为酒名，安定郡王以洞庭山的柑橘酿酒，名之曰洞庭春色，此酒色香味三绝，苏轼饮后浮想联翩，写下了《洞庭春色赋》。另一篇赋则是苏轼为自己用中山（今河北定州）松树上的松花为原料所酿浊酒而写。

《洞庭春色赋》开篇以“商山四皓”的典故，表达了他对入世出世的复杂情感。此四老不满秦朝暴行而隐居，在汉代受礼遇而出山，后又因朝廷乱政再次归隐。苏轼因此对安定郡王“寄逸想于人寰”的达观表示认同，“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于一斑”“尽三江于一吸，吞鱼龙之神奸”，颇有“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洒脱。全赋想象丰富，词采绚烂，充满积极的浪漫主义，其手法与屈原《楚辞》如出一辙，但到最后，他又心生悔意，觉得不该如此放浪形骸，他说，“吾言夸矣：公子其为我删之”。赋这种文体，“劝百讽一”“卒章显其志”，最后这一句是我们把握主旨的肯綮所在。

撰写《洞庭春色赋》时，苏轼尚在朝廷，而撰写《中山松醪赋》时，苏轼已经自请外放。因此，《中山松醪赋》抒发个人情感更为直接。“效区区之寸明，曾何异于束蒿。烂文章之纠缠，惊节解而流膏。”松树极为常见，但如果用于劈柴烧火，就是暴殄天物。苏轼对此愤愤不平，既然不能物尽其用建构大厦，不如退一步以之酿酒作为药石。

苏轼作此赋时，已近耳顺之年，仕途坎坷，有志难伸，种种不如意郁结于心。浊酒入肚，有如神助，半醉半醒间，他觉得自己在远游，已经逃离了这世间的羁绊，自己仿佛变了一个人，攀山动若飞猱，越野跨过奔鹿，上天御风而行，下海劈波斩浪，飘飘欲仙，无边无际，甚至嵇康、阮籍等人也望而难及。这么想着，得意不已。夜长梦短，酒醒嗟咨，回到现实，他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不是别人，而是屈原。屈原不仅精于酿酒，也善于饮酒，其诗歌中酒文化因素颇多，“吴醴白蘖，和楚沥只”“瑶浆蜜勺，实羽觞些”“众人皆醉我独醒”……诗酒风流，《离骚》全篇无一字写酒，其浪漫的想象、强烈的情感，却无不是酒后真言。正因为此，苏轼说，喝了中山松醪，可以续屈原的《离骚》写一篇《远游》。实际上，《洞庭春色赋》和《中山松醪赋》正可以看成是《远游》的续作。

文如其人。对此二赋，苏轼极为自信，多次书写赠送好友。就在滞留襄邑的六天前，想到好友吴安诗对《洞庭春色赋》“独爱重之”，苏轼也认为《中山松醪赋》“不减前作”，当即取出好纸好笔好墨，乘兴接连写下两篇赋，希望好友“深藏之”。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幅，虽然赠予对象不明，也许就是诗人遣兴一挥，却丝毫不影响世人对它的宝重和珍藏。

时光流转，墨色依然，永不变色的，是人的精神。（赵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