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信息:“北大荒”作家陆星儿：也许是把生命用得过狠了

北京晚报 | 作者 钟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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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文坛，有一个特别的现象，那就是一大批知青作家的集体登场，他们以自己过人的才华与非凡的努力共同点亮了新时期的文学星空。来自北大荒的女作家陆星儿（1949－2004）便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虽然这颗璀灿的“星儿”过早地陨落，但她曾经呈现的热情与闪耀常令我感动地忆起。

陆星儿作品《达紫香悄悄地开了》法文版封面

壹

有一天，我问起陆星儿：“你最初的写作动机是什么？”她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为了爱情。”

这一回答出自陆星儿之口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如果换了别的作家，恐怕会摆出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解释他们的创作动因和各自的文学契机，而陆星儿，却毫不讳言地说“为了爱情”，直率得犹如一个刚刚坠入爱河的女中学生。

陆星儿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的职员家庭。5岁时她的父亲去世，家庭的重担压在母亲一人的肩上。兄妹四个与母亲相依为命，挤住在只有十多平方米的小板房里。虽然家境窘迫，但陆星儿最初从家庭感受到的是平和和温暖，这为她以后性格的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也许正是生活的困难、乡邻的友情、单纯的人际关系，包括天天必经的那条不平坦的“台格路”，使得陆星儿在体验、经历着大上海生活的同时始终怀着一份可贵的朴素与真诚。在重点学校向明中学读书的陆星儿，与她后来也成了名作家的哥哥陆天明一样是个积极要求上进的热血青年。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轰轰烈烈，出于理想与信念，陆星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主动要求到寒冷的北大荒锻炼自己的革命意志。对于自己的插队经历，她是这样讲述的：

为加入第一批去北大荒屯垦戍边的革命行列，我用一把并不锋利的铅笔刀割破手指，写了血书以表决心。……那时的我，心里装的只有“战天斗地”的激情和诗意。离开家时，我简单的行李里裹着一部描写开发库页岛的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在农场机关，陆星儿结识了另一位上海知青，他们相爱了，同时，她也悄悄地写起了小说，这大概就是陆星儿所说的“文学的真正动力来自爱情”的缘由。

在1976年出版的《人民文学》复刊号上，陆星儿发表了处女作《枫叶正红》。从此，陆星儿被生活“逼”上了文学之路。她的小说与爱情互为因果，同时开放出美丽的花朵。1978年秋，陆星儿告别生活了十年的北大荒，进入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学习，开始接触大量涌入的西方思潮。大学期间，她边读书边写作，发表了《啊，青鸟》《我们的心像大海》《野菊花》等小说，另外，她还出版了《遗留在荒原上的碑》《留给世纪的吻》等有关北大荒生活的中、长篇小说，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

贰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社会正处于变革时期，社会生活的不断变迁以及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迭变，在家庭内部引起的具体表现就是情感的波动与不稳定。当陆星儿忙于写作，忙于抚育孩子而无暇顾及其他时，她的家庭也潜藏了危机。陆星儿是一个在传统的道德观念与生活习惯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女性，她深感自己具有的思维定势及生活态度无法适应复苏的人性与精神世界的变化。那时候的她努力扮演着“作家、妻子、母亲”这三重角色。她说自己“完全像匹野马，埋头拉着由小说、儿子、家三个支点撑起的石磨‘磨盘’，一步一步，一圈一圈，一年一年，从没有计算过里程，估量过代价……”

但令她猝不及防的是，这样的惯性生活脱离了原有的轨道，她所珍视的婚姻破碎了。痛心之余，陆星儿带着年仅5岁的儿子回到了她的出生地——上海，重新开始了生活。

从上海——北大荒——北京——上海，起点又回到终点，陆星儿觉悟出了其中宿命的味道，虽然她自己已经从一个女孩子、女知青、女大学生的过渡，完成了女作家的转变。

但最初的几年是难熬的，陆星儿难以摆脱过去，她为一种令她深感屈辱的挫败感困扰着。虽然离开了她曾向往过的“最后的归宿”，但那深植于心中的、也是致命的“依靠一个男人”的归宿感却长久地不肯消失，因此痛苦也时时涌现。再加上一个单身母亲为带孩子不得不面临的艰难，生活在她面前展示的是极其严峻的一面……

然而陆星儿毕竟是陆星儿，她没有一味地消沉让大家失望。她从自身的遭遇中，渐渐获得了对于自己能力的认识。她变得清醒了。当她独自一人站在土地上，重新面对整个世界时，那个被儿子与小说淹没的自己浮出了水面。她寻找到了完全、独立的自我。这是婚姻打碎后的完成，是内心裂变后的结果，在对自己不断认识中反馈，对自身的婚姻生活的反省中，她获得了对处于同样环境中妇女的透彻的理解。于是诞生了“天生是个女人”系列，通过写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协调，呈现出当代女性较为普遍的生存状态，可以说是由女人看社会的大写真。陆星儿把自己所有的感受都写入小说中，作为一个具有责任感、时刻关注着时代生活的作家对“社会与人”这一大题目所做的思考记录。

叁

1990年，我选了陆星儿的两个短篇小说《一个和一个》《在同一爿屋顶下》刊登在我们的英、法文版《中国文学》上，同时我根据自己阅读她的小说时的体会写了一篇介绍文章，以罗丹的雕塑作品《行走的人》为题来比喻她的创作姿态。后来陆星儿在来信中特意提及此事：

“我第一次读你介绍我的文章，那时没见过面，但你对我把握的准确，我是很惊讶的。”

这两篇小说译载后引起了海外读者的关注，其中《在同一爿屋顶下》还被收入到了美国出版的《国际短篇小说选》。

陆星儿是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但在平时的交往中，我觉得她更像是一个豪爽豁达的北国女儿，这也许与她在北大荒的插队经历有关吧。丝毫没有名作家的架子，真诚随和、快人快语是她最初给我的印象。我们俩第一次见面便是她跑到我们单位见的。可能是谈得比较投缘吧，她事后告诉我：“觉得有一种默契，能与你合作，真是太好了。”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作家，与国外作家的交往也渐渐多了起来，他们渴望与对方交流，因此也格外盼望自己的作品能有外文译本。当我把准备推出她的英文版小说集《啊，青鸟》、法文版小说集《达紫香悄悄地开了》的计划告诉陆星儿时，她的高兴之情溢于言表，虽然她也遗憾地表示：“只可惜不识英文，第一次感受到了‘文盲’的滋味。”

基于在多年的交往中建立的信任，陆星儿请我为她的外文版小说集写序。我一开始没有答应，我跟她说，我只是个年轻的编辑，资历尚浅，你最好找一个德高望重的名家或者作家同行来写。但陆星儿坚持让我来写。她认为资历与名望并不是写出好文章的首要条件，她需要的是“懂”她的作者，而我则是她心目中最合适的人选。

盛情难却，我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为了不辜负她的这份信任，我专程到上海与她做了一次长谈。

我已事先告知她具体到达的日期，让她帮助预订她家附近的旅馆。但那天我乘坐的火车到达上海时已经是傍晚，当我拨通公用电话时，电话那头传来了陆星儿火急火燎的声音。后来我才知道她已经惴惴不安地等了一整天。她告诉我：上海的电话号码明天就要改；预订旅馆的人很多，要是再晚一点的话就得退；马上就要准备搬家……诉完了一大通牢骚话，她又噼里啪啦地跟我说了乘车的路线和站数，然后说在某一站下车，她在那儿等我。当我奋力挤下闷罐子似的公共汽车时，陆星儿，还有她那聪明可爱的儿子厦厦已在马路边等我了。

第二天正好是周日，我来到她家时她已把儿子送到了奶奶家，专门留出了足够的时间与我交流。

说是家，其实是借住着朋友的房子：沙发、冰箱、电视都是“借”来的，普通的一室一厅的房子，厕所为两家合用。虽然空间比较局促，但陆星儿与我聊得很畅快。到了中午，她还亲自下厨，为我端上一道鲜香四溢的红烧鱼，令我大为感动。可以想象，在这样一间角角落落都堆满了书籍的房间里，陆星儿忙完了家务，送走了孩子，在那张饭桌又兼书桌上奋笔疾书，写出的作品与普通人的生活感悟一定贴得很近很近。

我们在一起聊天时自然也会谈及她的好友王安忆——她也是我们的作者。有意思的是，她们俩先后在我的通信录上手写的地址正好挨在一起，不同的写字风格就像她俩的性格，对比鲜明：一个热情奔放，一个沉静内敛。

肆

我很理解陆星儿对她的第一本外文版小说集的期盼之情，因此一拿到样书便以最快的速度给她邮寄到了上海。书到的时候陆星儿恰巧没在家，她的儿子拆开信封一看便知道是他妈一直念叨着的新书，便灵机一动把书藏到了被窝里，到了晚上终于给陆星儿制造了一个大大的“惊喜”。儿子的“贴心”之举让陆星儿感动不已。

那些年陆星儿过着快节奏的生活：作为“女性文学的代表人物”，她要为处于困境中的女性们代言；作为单身母亲，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她操心；她还担任着《海上文坛》的执行副主编，太多具体的业务需要她亲力亲为。但她在百忙中依然牵挂着我的“房子”（我结婚后仍住在集体宿舍），在来信中多次提及，那份关切的情意让我倍感温暖。

尽管陆星儿当时已是一位名作家，但在住房分配问题上并没有给她带来特别的待遇，她仍然像普通人一样排着队等待分房。后来上海作协分给她一套位于浦东的两室一厅的房子，陆星儿立即写信告诉了我，让我分享她的喜悦：“生活可以在自己的天地里展开”，连独自奔忙于购买装修材料、订购家具的劳累似乎都消失了。最重要的是，“儿子很高兴，他的表现及对家的渴望使我感动”，陆星儿对我说。她还说到了一件趣事：在订购家具时，商店老板听说她是作家陆星儿时，竟以很优惠的价格卖给了她。她第一次“享受”了作为名人的好处。我想她一定是遇到了喜欢她作品的读者了。

陆星儿是非常勤奋的，在二十余年的文学生涯中，共创作了《精神科医生》等6部长篇小说、12部中短篇小说集、13部散文集和5部电视剧，称得上是作家中的“劳模”。看到她旺盛的创作势头，我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也盼望着她的生活能减少些压力，创作能更加顺利。但正如她自己所说，也许是“把生命用得过狠了”，疏忽了对自己的照顾，以致拖垮身体英年早逝，令人扼腕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