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威廉：小说发明了虚拟现实

王威廉很喜欢波兰作家莱姆的科幻小说《索拉里斯星》。图为导演塔可夫斯基根据该小说改编的经典科幻电影《飞向太空》（1972）剧照。（资料图/图）

作家王威廉刚刚四十不惑。他给中山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课的本科生布置的作业，是每人交一篇短篇小说，不少于8000字。“太短了展不开，起不到写作训练的效果。”王威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批改60份近万字的小说，把他的眼睛看花了，他庆幸学校对选这门课的学生有人数限制。

对王威廉来说，大学老师是一个新身份，他需要在写作、教学以及两个孩子的奶爸这三重身份间切换。2000年，18岁的王威廉从青海德令哈考上了中山大学，青藏高原上荒远的小城，书籍有限，他还没读过海子写的“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倒是很喜欢臧克家的诗。那时，他对世界文学的了解到十九世纪为止，热爱雪莱和拜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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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威廉祖籍陕西，因为父母工作原因，他出生在青海湖畔的海晏县，后来又搬到更遥远的德令哈读完中学。填高考志愿时，当地网络尚未普及，信息闭塞，他以为中山大学在南京，接到通知书才知道在广州。王威廉先坐了12个小时绿皮火车到省会西宁，再转一趟几小时的火车到兰州，然后是酷刑般的兰州到广州的42小时车程。抵达广州后，还要被学校的大巴花几小时接去珠海校区。

经过60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来到经济特区珠海，他恍若置身梦中，相比灰蒙蒙的内陆城市，珠海干净得一尘不染，“街道简直可以直接躺上去睡觉”，风物、气温、光线、景观都如此不同。但王威廉面对无垠的蔚蓝大海，想起了出生地的广阔草原。中国的方言里，王威廉只会陕西话，无论在青海还是广东，他都体验着“自身的无家可归感”。中学时，他常和同学在戈壁骑几个小时自行车，世界荒凉，寥无人迹，像外星探险。

2023年1月，王威廉的科幻小说集《野未来》被翻译成意大利语在欧洲出版，书名改为《行星与记忆》。《野未来》和《行星与记忆》，都是这本书里短篇小说的题目。

《野未来》的故事设定在广州，初中文化程度、在白云机场做保安的赵栋，是一个关心未来技术的“民间科学家”。在他租住的城中村里，电线像蛛网缠绕，握手楼之间是迷宫般的窄巷，但他的房间别有洞天，墙壁、地面、天花板都布置了巨大的黑色屏幕，房间里没有家具，一个简单的床垫像小船漂浮在夜晚的海面，一旦启动视频，巨大的影像连成整体，会把人吞没。

赵栋从没坐过飞机，选择去机场做保安，是因为他觉得机场有未来感。朋友问他：“你对未来那么感兴趣，那你想过没，当你梦想的未来真的到来了，而那未来却和你没什么关系，你会怎么想？”最后，他神秘消失在了机场的“时光隧道”，从真实的世界滑入了黑镜的涟漪，像是从未存在过。

《行星与记忆》的故事发生在未来的外太空，第一人称的叙事者，是一名拥有丰富情感、高超智力和远超人类肉体凡胎的人工智能。TA与创造者王先生展开了对地球的追忆，这颗行星因为环境灾难和核战争，不再适合人类居住，只有一群机器人在做着艰苦的修复工作。人类即便搬到了另一颗星球库星，还在为一个虚拟世界的明星“梦迷”发动战争，你死我活，就像荷马史诗里因海伦而起的战事，嫁接了网络世界里“饭圈”的恶斗。

王威廉跟译者费沃里·皮克商量，“野未来”的“野”翻译成外语，到底是疯狂、野蛮、荒凉，还是生命力？只能选一个意思，所以书名索性改成了更好译的“行星与记忆”。未来还会有文学吗？王威廉思忖良久，他想为小说辩护，“小说发明了虚拟现实”。围绕他的写作与思考，南方周末记者与王威廉展开了一场对话。

王威廉，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教研室主任，兼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名誉教授。出版小说《野未来》《内脸》《非法入住》《听盐生长的声音》《倒立生活》等。有多部作品被翻译到海外。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二十多个文学奖项。图为他在布拉格斯特拉霍夫修道院图书馆。（受访者供图/图）

今天的科幻到底意味着什么

南方周末：科幻小说一般被视为一种类型文学，有固定的读者群，以及《科幻世界》这样的刊物，你是通过在主流文学期刊上发表小说步入文坛的，为什么开始涉猎科幻题材？

王威廉：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多元的、错乱的、拓扑的空间结构当中，对于这种现实，我们表达得太少了，在很多当代小说里我们看到的还是过去的现实。我希望自己的小说能为当代文学提供一些新的东西。我看重作品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的背后是一种洞察与思辨。我们必须看到一个事实：科幻已经融化进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中。

南方周末：所以你写科幻题材，出发点其实是反映或回应现实？

王威廉：审视现实，理解现实。我迄今所写的科幻小说里连外星人都没有，我不确定宇宙中是否真的存在外星人，也许，未来也不一定有外星人来到我们的生活中。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面对未来，AI觉醒要比外星人到来的威胁大得多。

南方周末：外星人作为科幻文学的一个常见主题，与20世纪人类太空探索的时代氛围有关。你关注的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数字化生存，都是近年来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的科技发展动向，由此展开文学化的幻想和反思，这是一种软科幻吗？

王威廉：我觉得不在“软硬”的框架里面。谈论科幻小说的“软硬”已经过时了，因为科技已经发展到了即使受过高等教育的许多人都无法理解的地步。在元宇宙当中，你塑造的一切除了受到你自己想象力的局限，没有任何技术层面的困扰，也就是说，一切皆有可能。甚至说，一些“硬科幻”反而更加魔幻，更加远离常识。并不是硬科幻就比软科幻更正确。比如《三体》，看似是以科学的思维和模式在书写，但谁能说《三体》就更靠近科学呢？事实上，没有比今天的科学理论更需要想象力去虚构的，弦理论、平行宇宙、多元宇宙、宇宙大爆炸、暗能量等等，都是如此。因此，“软”和“硬”都是一种虚构的设定，最重要的是设定背后的哲学是什么，观念和思想是什么。

我心目中的科幻需要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哲学框架，来审视我们的现在。当前的文化有太多不可解的东西，跟过去的文明产生了一种分裂。比方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私人与公共领域的关系、现代文明的一些规则与基础，都在动摇。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原子状态的个体了，但是又在“群”里面，各种微信群或者微博群。但是群里如此冷清，发信息的都是那几个人，而且信息量还非常低，这种群几乎没有任何公共价值的思维在里面。同在一个群里，立场就一样吗？以价值理念为基础构建的群，只有极少部分。

人类一直在努力形成很多的共识，然后才有了现代文明的发展。但是许多共识和基础性的价值开始分裂了。当年鲍德里亚对海湾战争有一个精彩的分析，他说“海湾战争没有发生”，因为战争是由电视转播的。而现在，我们面对一场遥远的战争，尽管知道它一定发生了，但战争的形象是由自媒体建构起来的破碎景观，犹如阳光下的碎镜，晃花了眼睛，难以分辨。

南方周末：你本科报考的是中山大学物理系，后来转到人类学专业，博士又读了文学。学习物理是不是你关注科技问题的一个重要背景？

王威廉：我高中学理科，想当科学家。大学去了物理系之后发现跟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因为自己原来太闭塞，对科学家有一种科普读物式的认识，以为我可以像爱因斯坦那样，在一个专利局上班，然后每天自己躲在书房里演算方程式，破解这个世界的命运。这种想象太浪漫了。等到真正读了大学，天天都泡在实验室里，我觉得自己离现实世界太远了，我想在我和世界之间，再次找到那种扎根的感觉。

原本你处在一个相对闭塞的环境，新环境突然打开之后，就特别享受那种打开的过程，不想再被关住。所以我大二就转到人类学专业去了。为了转专业，我还给中大的黄达人校长写了封信，终于拿到了转专业的文件，上面写着001号。这件事现在说起来轻描淡写，但当时费了非常大的气力。另外，还要去说服父母，他们不同意我转去文科，怕我毕业后失业，为这个事我们写信沟通很久。没错，那个时代，大事还得写信。

但我毕竟有过物理学的梦想，物理学的思维对我影响很深，所以直到现在，我对科技的最新进展还是很敏感。比如前段时间看到可控核聚变点火成功的新闻，我就特别激动。核聚变和核裂变不同，它是恒星的模式，可以在几乎没有污染的情况下产生大量能量，这项技术将来有可能彻底解决人类的能源问题。

其实，人类学的背景对我影响也非常深远。现代人类学的鼻祖马林诺夫斯基就曾研习物理，他把科学思维转移到了人类文化的层面。文化具有相对稳定的结构，在某种意义上犹如物理学的一个力学模型。还有哲学，我从没停止过对现代哲学的阅读。

王威廉既是作家，也是中山大学的老师。图为中山大学校园一角。（视觉中国/图）

南方周末：你有喜欢的科幻作家吗？

王威廉：波兰作家莱姆很厉害，比如他的《索拉里斯星》很符合我对经典科幻的标准，太牛了。塔可夫斯基的电影《飞向太空》就改编自这个小说，也是相当震撼人心。

南方周末：莱姆还有一部作品《未来学大会》，可以看作对元宇宙或虚拟现实的想象和批判，尽管他写的时候，还没有元宇宙这些概念。

王威廉：是的。在当代我也喜欢一些类型化的科幻，比如加拿大科幻作家罗伯特·索耶，他跟当代的科技知识离得特别近，我觉得这种题材带有一定的科普性质，就是所谓的“硬科幻”，比如《未来闪影》等。

南方周末：回到你自己的创作脉络里，科幻作品处在一个什么位置？

王威廉：我一直有两个方向的写作，一个是现实题材，另一个是现代主义的、象征性意义上的开拓，比如我的小说集《生活课》属于前者，《倒立生活》属于后者。很多人更喜欢我的现实题材，也许文学象征的东西对读者的要求更高。

我的科幻小说实际上是在我的现代主义写作的延长线上。今天的科幻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其实是现代性的一个延伸的理念。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未来诗学的三种关系》。在卡夫卡的年代，他写《变形记》，格里高利变成了一只甲虫，怎么变形的不重要，人们视它为荒诞文学。但是在今天，我们通过一些理论，交代一次实验，写一篇当代的《变形记》，就具备科幻小说的元素了。

文学需要地方性知识和方言吗

南方周末：你的《倒立生活》里就有一篇类似的“变形记”，叫《市场街的鳄鱼肉》：因为一次实验失败，一只鳄鱼拥有了人的头脑、记忆和心灵，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一个人拥有了一副鳄鱼的躯体。这篇小说探讨了身与心的关系，这只具有人类心智的鳄鱼因为身体的生理构造，逐渐被鳄鱼的习惯“反噬”，最终迎来了悲剧的命运。你的这类象征性的小说，往往会抹除地域色彩或地方性知识，比如你写一个小县城的铁皮书屋，看不出这个小县城在哪个省份，在南方或北方，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王威廉：我觉得那代表了一大批县城或小城的经验。我们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主人公去了县城，就算进城了，是一个成功者，按今天的标准来说，他连大都市的边都没摸到。今天的中国好像一下子被现代性的都市代表了，其实小城小镇的文化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

南方周末：提到对地方性知识的抹除，是因为你的很多小说并不提供写实的背景，似乎是在架空的都市生活中，呈现一个片段。另外，你的语体是一种非常透明、现代的语言。中国的当代文学往往十分依赖某种地方性知识，但你很少调动地方性知识或方言。

王威廉：在我2022年出版的中篇小说《你的目光》里，调动了一点地方知识，写的是广州和深圳，两个主人公，一个是深圳的客家人，一个是广州疍家的后代。但我并不想局限于此，我更希望在写作中焕发出一种文化的可能性。

仅仅提供一种陌生的文化是不够的。早期的人类学家，可能是一个传教士或者殖民者，他“发现”了一种弱势的、没有声音的地方文化，把它记录下来，好像就变成了一个很客观的民族志。地方性知识本来就是一个人类学概念，是人类学家格尔茨提出来的。但是我对地方性知识持有一种越来越怀疑的态度，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地方性知识不能说没有，但基本上处于一种支离破碎的局面，很多时候，对地方性知识的展示，是出于猎奇或弥补性的心理。这样一来地方性知识像是某种博物馆里的“战利品”，反而加固了那个庞大的、固有的体系。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追问的是，难道地方文化或方言写作就具有天然的重要性吗？在我看来，除非方言具有崭新的诗意的阐释能力，否则真没什么意思。比如阎连科的一个小说题目叫《受活》，我特别欣赏。阎连科是河南的，跟我的老家陕西很近，我们陕西话说“好受活”就是很舒服的意思。但是“受活”这两个汉字写出来怎么也不会让人觉得舒服，好像是在说活着是需要承受的，它里面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这种方言的用法才叫发掘。

因此，我们要思考这个年代方言的意义何在，网络语言是不是一种方言？YYDS是方言吗？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方言。

南方周末：提出这个问题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对广东作家的观察。广东的常住人口已经达到1.26亿，与整个日本的人口相当。放在全世界的背景下，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刚刚达到15个。如此巨大的人口规模，意味着广东吸纳了大量其他省份的流动人口。对于广东作家来说，本省作家和移居作家也有很大的区别，这是语言、风俗和成长经验的差异造成的。

王威廉：我从2000年来到广东，已经二十多年，这是我生活时间最久的一个省份，我的户籍也在广东。在外参加文学活动时，我也被当作广东作家。但广东作家跟广东人是两码事。我说我是广东人，你都不相信。出国只关心出生地，那我是青海人吗？我也不敢说，因为真正的青海人也不会接纳我是他们的老乡。我大部分时间说自己是陕西人，还是基于家庭的小文化环境，尤其是方言与饮食。批评家任瑜对我进行过一次访谈，标题就叫《体验自身的无家可归感》。在这个意义上，我又要感谢广东了，它是自由的，它不要求你成为广东人。你在广东，遇见陌生人的第一句话就可以问：“你是哪里人？”

南方周末：确实，一个成年以后才来到广东的移居者，要建立一种广东人的自我意识并不容易，首先在语言上就有对你是使用粤语还是普通话的“识别”。广东的地域文化特色鲜明，既包容，又有一定的封闭性。如果不经常使用粤语，要进入在地文化，始终会有一层隔膜，对作家来说尤其如此。

王威廉：很多年前我曾经在岭南美术出版社工作，社里的同事大多是广东人，我就融不进他们的圈子。有次出差，他们一路说广东话，我听不懂，也插不上嘴，像个傻瓜一样。后来我能听懂粤语了，虽然不会讲，但可以用普通话加入他们的对话，感觉打破了这个屏障。我有一篇小说《父亲的报复》，他要证明自己是广东人。里面的“父亲”就是我。我感觉自己也是被命运偶然地抛入了广东。

南方周末：所以你的小说采用的语体，跟移居者的悬浮状态有关吗？生活在广东的外省人，大多数时候都在用普通话交流和思考。当然，你也可以写青海或陕西的经验。

王威廉：我在两篇小说里使用过陕西方言，我小时候说得最多的方言还是陕西话。陕西话像是堡垒，把我跟青海当地人隔开了。青海和广东其实是有些像的，移民也很多，当然原因不一样，去青海的外地人很多都是当年去支边的。可能我更喜欢透明的语言，不去设置没有意义的地方性的壁垒。方言本质上只是一种变调，我希望让语言在语音的层面变得透明，而在语义的层面上变得折叠与丰富，由此可以去发现高于、大于语言的东西。

南方周末：在《你的目光》这部中篇小说里，附有一篇文章，谈到了“新南方写作”。深圳的作家林棹的成长背景是从潮汕地区移居到深圳，小时候掌握了粤语，她把丰富的“广东性”植入小说中。你怎么看待这种语言经验的差异？

王威廉：南方经验是混杂的，生机勃勃的，远远大于某一种方言。“新南方写作”有一个“新”字，就是要破除地方性的经验，转化、挤压它，形成新的表达。我追求的是“抗翻译”的写作，你的创意不论译成任何文字，最闪光的东西都不会丢失。全球化时代，更需要这种“抗翻译”性。

南方周末：是否“抗翻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唐诗就不太“抗翻译”，而这恰恰是它宝贵的地方。

王威廉：这样说，让我想起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说法：“诗就是在翻译中丢失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说法曾经很对，但现在也过时了。因为我们今天在同一个大的现代文明框架内部，共享了同一种世界经验，这也是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人类翻译的重要原因。“翻译”说到底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写作。不同的人来做这同一件事情，天壤之别。以前有人把唐诗翻译成白话文，变得很差。还有人把西方诗歌翻译成古体诗，也是滑稽可笑。但我看过一个试验，有人用翻译软件把唐诗译成英语，再译回现代汉语，变得很有意思。这说明之前把古诗译成白话文的人，翻译的方式不对，只把表层的意思表达出来了，缺少对语言结构的研究。

南方周末：B站上有人用谷歌翻译把《出师表》译20次，结果每句话都变得像梦话一样，很有喜剧效果，这是一种后现代的游戏，已经跟原文没什么关系了。

王威廉：我不这样看，我们需要特别重视这个游戏过程，尤其是要提取那种语言变形过程中的诗意产生机制。人工智能已经会写诗了，其原因就是对产生诗意的语言结构的掌握，而大部分人类却还不会。你看看ChatGPT写的诗，超越了多少初学者。

王威廉生长在青海，成年后生活在广东，他深感世界的多元。图为2018年，来自江苏、安徽乡村的小学生在青海雪域高原与当地的孩子进行足球比赛。 （视觉中国/图）

小说就是语言的元宇宙

南方周末：2022年底，你出版了一本新的小说集《我们聊聊科比》，为什么会以意外去世的前NBA巨星科比为题材？

王威廉：其实科比只是一个引子，我写的是过去几年的创伤性体验。新冠疫情带来的创伤性体验是全球性的，让我们对历史、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我们原来老是觉得历史好像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但现在发现，其实历史不是由什么大的词汇构成，而是由我们的身体构成。就是血肉之躯、生物学上的肉身。

当时我读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引起过很大争议的文章，他觉得人不能被压缩成一种“赤裸生命”，只剩下活着，其他都不重要了。我后来重读，才有些理解他。另外，我发现了一个悖论：现在全球最先进的对个体的生物学控制，利用的是我们每个个体的独特性，比方说人脸识别、指纹，都是利用独特的生物学特征，然后它又把你变成一个无个性的数字符号，你的个性成了你被控制的方式。

南方周末：说到新冠疫情，2003年“非典”期间你有什么感受？

王威廉：当时我大三，从中大珠海校区来广州了。我那栋宿舍楼被封，中大也有人感染，很让人害怕。虽然当时没有智能手机这么方便的工具，但也能上网了，知道“非典”的致死率高达40%。结束之后，就觉得这个事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了，是百年一遇的小概率事件，没想到才过了17年又遇上新冠，全球用了三年时间才渡过难关。比尔·盖茨之前说过，人类以后最大的敌人是瘟疫。我在新冠前就读到过这话，现在更是心有戚戚焉。

南方周末：回到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在1980年代经历了一次美学范式的断裂。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成名的一批50后、60后作家，迅速完成了经典化。后来的年轻作家要想受到广泛的认可，是不是越来越困难了？

王威廉：是的，我都四十了，还被人称为青年作家、新锐作家。50后、60后的这批知名作家，他们开创了当代文学的某种范式，因而获得了极大的象征资本；如今，在一个“流量为王”的时代，他们的影响力和象征资本又可以转化成流量来变现。在这种格局中，年轻作家想要复制前辈的成功道路，是不可能的事情。当然，奇怪的是，年轻作家的创造力在能量的充沛程度上，也确实不及前辈作家。那种汪洋恣意的东西，在年轻作家的身上太少了，都比较拘谨。尤其是长篇小说方面，更是明显。这些都值得我们反思。

南方周末：你的创作产出一直很稳定，一般在什么时间写作，有没有什么规律？你之前大多数作品是短篇和中篇小说，目前有在写的长篇吗？

王威廉：很多作家确实很注重写作时间的规律性和仪式感，我也想那样，甚至说特别向往，但我现在还很难做到。我有个特点，在孤独的旅程中，灵感特别活跃。我会记下这些灵感，然后发现自己有写不完的东西。我所发愁的只是何时坐下来，心无旁骛地把它们写出来。长篇小说在写，可以剧透的一点是，这是关于世界上最后一个作家的故事。

南方周末：你不光是一个作家，也很看重对文学的思考，这跟你从事文学研究、在大学任教有关吗？

王威廉：跟大学任教毫无关系，因为我在大学任教前就一直在写文论，甚至我第一篇正式发表的文章也是文学评论，那是对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的书评，大学时代发表在《读书》上。很多作家只写小说，就要当小说家，好像小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但是我一直觉得除了小说之外，作家的观念和随笔文章也很重要，这会有助于我真正理解小说。所以不如说，我是因为注重对文学本身的思考，才选择到大学任教。

南方周末：你的文学博士论文写的是什么题目？

王威廉：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当代小说的文化诗学》，来讨论小说这种古老的文体在当代文化中为什么还有活力和希望。小说文体最核心的，一个是虚构，一个是戏剧性。虚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提供了更好的观察现实的视野和方法。戏剧性是对社会能量、生命能量的折叠和释放。戏剧性本身既蕴含着肯定性，也蕴含着否定性。小说家有一种感受，就是写着写着不受控制了，戏剧性有一种超越作家的、相对客观的矫正的力量。

南方周末：能否解释一下，为什么说虚构有助于观察现实？

王威廉：人类是以象征性的方式、以符号的方式来理解这个世界的。我们今天处在一个破碎的时代，各种符号各行其是。只有文学在干串连符号的工作，在符号里寻找同类项，把它们归拢在一起，提升、编织，形成新的整体性，从而让我们更好地观察世界。否则，我们的经验就是松散的，跟街道上乱七八糟的景象没什么区别。

南方周末：现在，小说或者纯文学，还是有一种边缘化的趋势，它会跟影视、游戏、综艺在一个文化市场里形成竞争关系，包括社科、科普、通俗文学、网络文学、新闻、非虚构，都有可能挤占小说的位置，你会感到忧虑吗？

王威廉：要知道，文学的娱乐功能已经被瓜分殆尽了，用写作跟影视、游戏争宠，那实际上是处于产业链的底端。文学的思想，才是不能被剥夺的。我特别倾心于小说，是因为小说是人类文明史上一种非常重要的发明创造。其实，最早的虚拟现实就是小说发明的，人类在数百年前就以小说的形式，创造了虚拟现实的空间。当然，它是文字的精神空间，但你可以通过阅读进入它。随着技术的发展，电影、剧集、游戏，都是把虚拟现实空间具象化的手段，内核还是在小说这里。

小说并不是跟纸媒绑定在一起的，以前它印在纸上，现在可以转换载体，放在电子空间里。最重要的是，它是最基础、最低成本，同时又是通过人类存在的根本介质——语言来塑造的虚拟现实。用时髦话说，小说就是语言的元宇宙。

忧虑当然是有的，一个是你说的外部情况，好小说被遮蔽在别的形式之下，也有窒息的危险。另一个是来自小说内部的价值认知，那就是何为今天的好小说。好小说已经太多了，小说家们依然在写作，无非是要写出“今天的好小说”，理解透这一点实在是太重要了。

南方周末记者 黎衡